其一，“等”字所指与“刑讯逼供”必定系同“属”，两者应具有同质性，即皆类属于“非法方法”。所谓“非法方法”，专指“取证手段违法”之情形，至于“取证主体违法”抑或“证据形式违法”，则皆不属于“等”字所指范畴，司法实务中不得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例如，故意杀人案案发后，凶手在现场给朋友打电话，自陈作案杀人，要求朋友准备现金及车辆以备逃跑所用。谁知隔墙有耳，被邻居用手机录下其打电话过程，其中有凶手自陈杀人云云。该录音虽非侦查机关依法录制，取证主体不合法，但却并非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因而并非非法证据，也不在“等”字所指范畴之内。再如，侦查机关制作的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中，时间、地点均有误，也只有一名侦查讯问人员签字，明显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但却并非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因而并非非法证据，也不在“等”所指范畴之内。
其二，“等”字所指与“刑讯逼供”必定系同“种”，两者应具等效性，即必须在违法强度上相当于或接近于刑讯逼供的非法取证行为，才能被纳入“等”字的解释范畴。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取证手段，之所以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遭到禁止，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刑讯逼供以折磨被追诉人的肉体或精神来逼取供述，严重侵犯被追诉人基本人权，程序上极不人道，违背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二是刑讯逼供往往“屈打成招”，容易诱发虚假供述，违背刑事诉讼法发现实体真实的价值目标。在法解释上，要求“等”宇所指与“刑讯逼供”应具等效性，即意味着凡是那些严重侵犯被追诉人基本人权、在程序上不人道或者容易诱发虚假证据的取证手段都应当纳入“等”的解释范围。
例如，非法羁押本属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非法羁押严重侵犯被追诉人基本人身自由，属侵犯公民宪法性基本人权的重大程序违法，且经验表明，在非法羁押状态下取供，极易诱发虚假供述。因此，非法羁押状态下所获取的口供，当然即属非法手段取证，应纳入“等”字所指范畴。再如，侦查机关通过非法监听获取被追诉人的自白，虽然该自白确系被追诉人自愿作出，并无强迫或虚假成分，但由于侦查机关实施监听的程序违法，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以及隐私权，属于侵犯公民宪法性基本人权的重大程序违法，因此，仍应属于“等”字所指以非法手段取供之范畴。
就“疲劳审讯”而言，一方面，长时间、连续不断的疲劳审讯无异于对被追诉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程序上极不人道，严重侵犯公民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在长时间、连续不断的疲劳审讯下，饱受折磨的被追诉人往往身心俱疲，为求缓解痛苦往往作出虚假供述。正如本案被告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的陈述：“他们连续两天两夜对我审讯，要求我‘配合’他们，让我一笔笔地承认，我身心俱疲，就按他们的要求作笔录……。”[11]因此，对于疲劳审讯，当然应当解释为“等”字所指以非法方法取供的范畴。[12]
实践中的难点在于如何认定疲劳审讯，即审讯持续多长时间可以认定为疲劳审讯？笔者认为，既然刑事诉讼法明定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那么，超过12小时的讯问即应视为疲劳审讯。《草案》第116条第2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但何谓“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立法并未建立标准，实践操作中难免引发分歧。笔者认为，所谓的“必要的饮食时间”，应当解释为按照中国人的用餐习惯保证“早、中、晚”三餐的用餐时间；所谓“必要的休息时间”，则应按照《草案》原来的方案解释为“任何一个24小时内，连续休息的时间不能少于6小时。”[13]建立上述标准后，凡是违背上述规定进行连续审讯的都构成疲劳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