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在英国非监禁刑大都是通过程序法来规定和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适用社区服务刑。英国1972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根据刑罚制度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Pe-nal System）的建议，最早创设了“社区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制度。[28]法律授权法官签发“社会服务令状”，规定犯罪人在不被关押的自由时期内参加一定数量的属社会公益性质的服务或劳动的非监禁措施，以易科服劳役代替短期自由刑。英国的社区矫正刑在其刑罚体系中属于中等强度的刑种，适用于实施了具有中等程度犯罪行为的罪犯。当刑罚裁量者认为，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必判处监禁刑，但也不能满足于仅判处罚金等轻微的刑罚时，应当对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刑。尤其进入21世纪后，为了减轻监狱的拥挤状况，降低刑罚执行的费用和有效控制犯罪，英国政府大力推行和完善非监禁刑，逐步减少监禁刑的适用。[29]目前英国的非监禁刑的种类主要包括：社区服务令，电子监控，赔偿，有条件解除指控[30]，完全解除指控，责令犯罪人行为平和、守规矩，判决暂不生效等。在英国，因为社区刑罚的作用也能够较快较集中地反映出当地最常见的犯罪，故公众与社区的参与不仅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警示，甚至可以反应出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消除犯罪的诱因。[31](2)限制监禁刑的使用。英国1991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Justice Act）第1条第2款规定了监禁刑的“最后手段性”，即法院一般不得对犯罪者判处监禁刑，除非法院认为：(a)该犯罪行为或与该犯罪行为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犯罪行为的结合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只有这样一种判决才能面对此犯罪行为而维护正义；(b)当犯罪行为是某种暴力或者性犯罪时，只有这样一种判决才能恰当地保护公众不受该犯罪者的伤害。[32]
然而，随着英国社会所面临的法律与秩序危机的加剧，其刑事政策在总体趋轻的基础上，也相对呈现出渐渐趋重的演变态势或纠偏倾向。尤其在199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政府上台后，刑事政策变革的步履大大加快，甚至将“坚持不懈地打击犯罪，坚持不懈地解决犯罪发生的根源”作为其执政的理念来推行。政府认为，现在的刑事政策与司法制度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为使案件审判有利于受害人，政府决定改革这种现状。[33]进入21世纪，尤其在美国“9·11”事件之后，英国政府更坚定了其打击犯罪和反恐的立场。他们反应非常迅速，当年就制定了《反恐怖主义犯罪及安全法案》(The Counter-Terrorism Crime and Security Act)[34]。多年来，英国体现出的“重重”刑事政策很有特点，较集中地反映在综合性和司法运作性等许多方面。具体内容表现在：
第一，通过观念纠偏来加强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可以说，英国在该方面突出表现在人权理念的倾斜上。我们知道，包括《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在内的一系列国内法，甚至英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tizen Rightsand Political Right)和《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for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使得英国的司法部门早已将“人权”确定为公共生活和司法的基本准则。加之英国人权理念形成之初所产生的动意，故长久以来其刑事司法领域人权的钟摆一直朝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方面倾斜。然而由于犯罪的猖獗，这种倾斜的方向渐渐开始改变了。1998年颁布《犯罪与扰乱秩序法》(The Crimeand Disorder Act），开始了犯罪防治等一系列工作。2001年和2002年分别颁布实施了司法改革白皮书《面向新世纪的警察工作：一个改革蓝图》(Policing A New Cen-tury : A Blueprint For Reform）和《警察改革法》(PoliceReform Act），确立了警察机关的改革计划，进一步扩大了警察在处理有关犯罪案件时的权力。同年，颁布实施了司法改革白皮书—《所有人的正义》(Justice forall)，开始对英国的刑事政策及司法改革进行系统全面的整体设计和推行。2003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又重新补充和设计了向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倾斜的具体措施。正像英国政府自己总结的那样：“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对被告人更有利，因此需要进行改革，以提高定罪率。”[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