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狭隘的主权和民族利益观影响较大
强烈的主权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利益观也是制约国际社会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因素：首先，虽然经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恐怖主义犯罪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不同国家很可能会对同一案件主张管辖权，这就发生了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与争执。其次，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受各国民族利益和政治关系的影响过大。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各国是否与他国顺利合作固然受到法律观念和制度的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彼此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势态。如果两国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分歧，刑事司法合作就很可能被视为“小”问题，成为该国外交政策、政治立场的牺牲品。
（三）文化冲突是恐怖主义犯罪发生的催化剂
世界各国文化的冲突与差异催化了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关于文化，各国学者的界定仁者见仁。但是，这并不影响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去影响人们的行为。[3]尽管恐怖主义犯罪的产生是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背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文化原因则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世界是多元的，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导致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摩擦，摩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犯罪甚至战争。而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文化冲突的一种极端的结果。文化冲突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经济因素、政治思想以及外部环境都不相同，由此孕育出不同模式的民族文化，不同模式的民族文化又衍生出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从而早就不同民族间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不同的处世方式。当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政治、经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又无法通过正当程序解决时，具有极端和狭隘文化的民族就容易诉诸恐怖主义手段，引发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其二，不同宗教间的文化冲突。世界上多数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和以及伊斯兰文化）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文化中，宗教是人类的灵魂、经验与信仰。而不同宗教间的文化冲突就为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埋下了伏笔。冷战以后，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推动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并由此加剧了世界各主要宗教之间的文化分岐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由此形成了孕育恐怖主义犯罪的大背景。[4]纵观国际社会已经发生的比较典型的恐怖主义犯罪，多与宗教有关，如沙特的本拉登及其所领导的恐怖组织，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等。究其原因，无一不是由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文明及文化冲突所导致的。[5]而恐怖主义犯罪非物质性犯罪客体的变异性、社会性、冲击性与“沉积”性[6]更决定了文化因素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巨大影响。所以，如果不从文化视角审视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轨迹，减少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文化原因，那么恐怖主义犯罪就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