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免刑过多的原因
当前，产生职务犯罪缓免刑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还有社会干扰等因素。
(一)立法所规定缓免刑的适用条件过于原则、笼统，缺乏评判的具体标准。《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刑法》第七十二条又规定了适用缓刑的条件，即：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来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像其他条款那样明确具体，而第七十二和七十四条规定适用缓刑的硬性条件，其实只有两个，即：犯罪人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是累犯或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他实质条件则过“软”，缺乏评判的具体标准，全赖法官自由裁量，这就为缓免刑滥用留下了余地。
(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量刑缺乏统一标准，“自首、立功、积极退赃、悔罪表现”等情节被滥用。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贪污贿赂的犯罪金额如果超过5万元，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样便不能适用缓免刑，但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往往会考虑从轻处理犯罪分子，而为了能让犯罪分子享受到缓免刑的特殊待遇，就只能在自首、立功等方面作文章，以实现能减轻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最终达到适用缓免刑的硬性条件，从而大量滥用犯罪分子的自首、立功、悔罪表现、被害人的态度、退赃退赔等情节的现象就屡见不鲜，还有的甚至将被告人的家庭因素、以往的工作情况等与案情无关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因素予以考虑。法律规定“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判决时则一定适用“减轻”甚至“免除处罚”，“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变成一定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适用缓刑”变成“必定”适用缓刑。此外，为规范法官裁量权，2010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当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刑事案件量刑规范化改革，一方面规范了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同时又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应该肯定，这项改革措施在增强量刑公开性与透明度，实现阳光审判、透明司法方面直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仅对常见的15种罪名确定了量刑规则，而对包括职务犯罪在内的其他罪名的量刑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极大地限制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