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理想的真实困境并不在于能不能提出新理想，而是既有的理想如何能够实现。所谓新的具体理想，换种表述方式其实就是，如何找到新的具体理想，实现我们已有的那些美好的理想。因此，让我们先回到抽象的有理想。如前述，抽象的有理想作为命令具有古典教育的特征，在德国唯心主义传统[7]中有着很强的痕迹，但其作为道德命令，只意味着，“你必须有理想，但具体是什么理想则不论”。因此，表面上看，抽象的有理想有别于康德所谓的“范畴命令”（Kategoriseher Imperativ）[8]，后者作为“规制性理念”（regulative Idee）[9]并非抽象的有理想，而是一个抽象的理想[10]。但是这种差别仅仅表明，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变体，二者都是形式意义上的有理想，只是后者更进一步，在康德意义上来说，即是先天理想，而非后天经验上的理想。理想作为一种先天形式，内涵于人的目的当中。这样一种理想设定了人的目的，或者说人是合目的的存在，它预设了理想的必然性。但由于它的抽象性，暗示着它如果想要在现实世界取得规范效力，必须进一步具体化[11]。从此出发，联想到孔子的大同世界[12]，以及新近提出的“和谐社会”，便会明白，尽管前者从未曾实现，却历万世而颠扑未灭；而后者较之早前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大跃进则更为开明，非为意识形态上的改观，而是因为它的抽象性，由于具有抽象性，即便是以（政治生活中）排他性命令的形式出现，但却无法形成明确的义务和强制，因此，和谐社会除了带有很强的呼唤传统意识的成分外，并没有太多政治改革上的提高。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抽象的理想如果没有进一步具体化，或者说，找不到实现的途径，那么任何理想，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二、理想的理论意义

　　然而，抽象的理想除了镜花水月之外，是否就全无用处。这里有必要区分理论中的理想与实践中的理想。实践中的抽象理想一般来讲，由于为现实提供了一个方向和批判的维度而彰显意义，因此难能的是如何将其放置在恰当的规范位置。理论上的抽象理想的存在，则有为思考带来一番新的洞天的功效，这也是“不知生，安知死”与“祭神如神在”的圣人之言内在辩证的精妙之处，可惜后来儒门元人循此道路走下去。

　　抽象理想在理论上究其根本实为一个假设。假设有一个理想状态存在，是很多自然法学家最常使用的方法，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还是当今的罗尔斯[13]。之所以这样一种原初理想状态的设定虽备受争议，却始终不能完全驳倒，原因就在于假设性前提是任何逻辑推理和涵摄（Subsumtion）[14]的必要条件[15]。而今日“敬神如神在”，或者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得以重新反思，也主要是从神在功能意义上就是一个“假设”，乃是思考得以深入下去的起点处获得启发。在卢曼著名的第十二只骆驼的故事里，理想性假设得到了很好的例释：

　　一个富有的牧民年迈时立遗嘱继承他的骆驼，按照遗嘱，三个儿子各自继承的份额为老大1／2，老二1／4，老三1／6。然而，到该牧民去世时，骆驼的数量由于某些原因只剩下11头，无法按照遗嘱规定的比例分配，三兄弟为此争执不下，闹到法院，有幸碰到一位聪明的法官。法官将自己的一头骆驼提供出来，正好凑足12只，于是顺理成章地按照遗嘱规定分配给三个儿子，其中老大6头，老二3头，老三2头，剩余一头还给法官。借助这第12只骆驼，法官实现了合规则地、公平地按照遗嘱的分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