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夫妻财产制中，丈夫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权利，那就是处分权。“联合财产属于夫的部分，夫以所有人之资格的自行处分之。民法以此为当然之事，惟就夫之处理妻的原产，规定应得妻之同意，但为管理上所必要之处分，不在此限（民法一0二0条一项）” {3}(P.356)。也就是说基于管理的财产处置，是不必经妻同意就可以行使。但是，对于夫的财产，妻则没有处分权，只有在夫不在的时候，有部分日常家务管理权。夫妻之间，并不是作为共同体存在，而仅仅是夫作为妻的代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为没有限制的全权代理。
当然，夫妻财产制之下，丈夫对于妻子的财产不仅体现为一种积极财产的占有权，也包括替妻子清偿债务，包括妻子继承所得债务。所以，对于已婚女性来说，遗产继承权，也可以说夫权之下的财产继承权，妻子继承所得的遗产，会被丈夫的财产权所吸收，由丈夫全权负责。
四、对近代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反思
从以上分析来看，废除宗本位，取消了男性继承的限定，给了女子财产继承权一种可能，但是依然承认立嗣合法，又限制女子财产继承权；代以家本位，使得女性权利淹没在传统的家长权力之中；因此在夫妻财产制之下，妻子的财产权实际上是被夫权所吸收。
从财产继承权属性来看，继承以财产为标的，如果继承所得财产并不为继承人所真实所有（包括占有、使用、处分及收益），那么近代确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仅仅是一种继承身份的合法性，是一种身份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一点，在立法当局，也是很明确的。因为在1926年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的就是“女子财产继承权”，而非女性应有财产权。“女子应有财产权和承继权”仅是获得通过的“妇女运动适用的口号”[10]。但是财产权利与人格权利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曾经是女性寻求自由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鲁迅曾在《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一文中提到，娜拉出走除了饿死之外，无非有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二是回家。因为娜拉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谋生能力。鲁迅认为“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11]有现代学者更将财产权利提升为：无财产无人格。[12]一场看似胜利的法律革命，只不过是一场障眼法，用身份权利掩盖了财产权利的本质。
这一立法上的妥协，究其原因，也许并不是民国时期的立法机关保守；而在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获得，并非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场政治较量的产物。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认为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全国妇女运动，理由是：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渐有发展，为扩大势力，应团结此力量在国民党旗帜之下；防止妇女运动被反革命利用；要争取大多数未参加革命的妇女{1}(P. 317 -320)。正是这一政治契机，使中国女性获得了财产继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