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治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稳定压倒一切。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甚至社会矛盾有可能相对激化。实践中出现的个别地方治安恶化、上访和群体性上访增加、群体性事件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上升等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另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失地农民增加、城镇居民就业压力加大等都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各种矛盾和纠纷具有类型多样性、易扩散性、易激化性等特点。[31]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固然有利益分化与冲突的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司法程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为社会矛盾主要化解机制的巨大作用而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可以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裁判”等多种方式，其中的每一种解决方式都应当被纳入法治的轨道。[32]（P3）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矛盾多发的状态，正是建设健全法治的良机。法治化解社会矛盾的特点主要在于：
一是通过程序来实现正义，将纠纷通过技术的手段化解，而不至于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实践来看，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发生之后，出现了非程序化和失范性的特点。这些纠纷不是采用理性的诉讼方式，而是通过上访、群访甚至群体性事件来解决。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导致矛盾激化、秩序受损。在司法功能不彰的情形下，我们曾经希望借助于信访制度来解决矛盾，但结果导致了司法一定程度的边缘化，党政机关不堪接访重负，且因为大量的上访都是涉诉信访，接访者也难以对所涉争议做出公正的评判。一旦大量纠纷通过接访来解决，势必导致“信访不信法”等法治被弱化的后果。[33]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信访制度的存在仍具有其合理性，但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应当尽量鼓励公民依据法定的程序表达诉求，引导公民尽可能通过现行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化解矛盾和纠纷，而不应该鼓励程序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凡是能够通过调解、诉讼、仲裁等方式化解的矛盾，或者已经进入法定程序解决的，应当依循这些程序来解决。尊重法定程序是中国实现法治的必然途径。[34]还应当指出，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如果离开了一定的程序来解决纠纷，对实体问题的判断就有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造成同一问题不同处理的结果，反而无法保证实体正义，甚至引发新的纠纷。尤其应当看到，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引导人们正当行为的功能，形成对遵守规则的合理预期。实践中，面对巨大的维稳压力，我们的维稳成本居高不下，各级党政机关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在一票否决制下，各地政府将维稳当做第一要务，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出不计成本。[35]这样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单纯为了化解矛盾而“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做法，在短期内似乎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其会损害民众对规则的合理预期，反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相反，对于各类突发的矛盾，一旦形成依法解决的机制，对于未来同类的纠纷便可做出相同的处理，甚至为当事人提供自行解决纠纷的参照，最终有效地化解和减少纠纷。
二是法治本身是一种“控权”机制，法律在赋予公权力机关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一并确立了其权力的界限、责任、行使程序。健全的控权制度以及保护私权的机制，可以有效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实践中存在的“仇官”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行政权的不当行使、官场腐败、官商勾结、执法不文明、漠视人民群众诉求、信息不公开等原因造成的。[36]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法治、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机制来有效遏制。
（四）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甚至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法谚云：“法是公平正义之术。”无论法律如何变化，其终极目的仍是实现社会正义。英国学者威尔金森等研究发现，在注重平等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增长质量、社会稳定、居民幸福指数、犯罪率等都优于贫富差异过大的国家。[37]（P15-215）这也恰恰表明法治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正义，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社会立法，完善有关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社会救助、义务教育等方面的立法。在一个法治社会，仅仅通过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老病死等基本保障。这就需要通过国家立法、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来真正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通过法治解决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公平，奠定维护、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