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治与人治进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法治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有不同于人治的以下特性：
第一，法治具有明确性。法律的规定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条文或者内容具有明确性，使人们清晰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实现社会的规范和有序，这诚如荀子所云“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22]，即规章制度设立后，人民了解，则方向明确。而人治是“一人之治”，即完全根据特定个人的判断、选择与决定来进行治理，往往由个人的言语发布命令、指令，其最大特点在于个人的随意性和内容的模糊性。而且，人治的决策过程不公开，在决策程序上难以保证最终决策结果是科学合理的。
第二，法治具有可预期性。在法治社会，法律一经公布，就昭示天下，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从事各种行为，而不必担心出现难以预见的后果，因为每个人行为的后果在法律上都已经做出了规定。如此就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长久的预期，使市场交易得以有序进行，就能够减少社会中交往的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人们可以安居乐业。而人治则容易朝令夕改，命令的颁布和废止、更替甚至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情绪变化，因此，人治之下的规则不具有长远的可预期性。
第三，法治具有科学性。在法治社会，法律的形成与颁布，是众人参与的结果，立法的过程可以说是集众人之长，而司法的过程则是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对法律进行适用的过程。而在人治社会，命令的颁布往往是个别有权者的决定，从概率上看，个人的决定不如多数人商议而做出的决定科学，而世界上并不存在柏拉图所期待的“哲学王（philosophy-king）”，人的理性是有限制的，这一固有缺陷决定了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来治理社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第四，法治具有稳定性。法治社会形成完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法律而公布的，具有长久的稳定性，其秩序的变动必须经过法律上的修法、立法等活动才可以产生，所以其具有程序上的严谨性，不因个人的变动而变更。历史经验证明，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稳定、社会昌明。人治社会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不具有长久的稳定性。因为社会治理的效果往往被某个人的能力所直接决定，导致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人治社会缺乏对统治者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个人的专断和权力的过分集中。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有害的。
第五，法治具有社会凝聚力。在法治社会，法治一则要求全民参与，制定良法，二则要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这两方面可以实现社会公众意愿的有效表达，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并对于法律执行的效果在心理上能够予以接受。在人治社会，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清廉而又富有能力的官吏，也可能形成一定的凝聚力，但这种人治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这种凝聚力是有限的。
正因为法治有异于人治的上述特性，所以法治成为适合现代社会特点的基本治理模式。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以大工业生产、大分工、商品和服务高度流通为特点的陌生人社会，适用于古代熟人社会的人治方法在现代社会难以再发挥有效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与过去有质的差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自主性和个体性也日益增强，价值判断日趋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交易方式多样化，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如人口的大量、急剧流动使得社会的控制较之以往更加困难，这无疑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而人治社会的管理模式与这些需求难以相容，难以再维系下去。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法治与人治存在质的差异，但它们均是组织社会管理的途径，都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来进行社会管理，这一点在人治社会表现得更为充分，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圣王”理念，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均为适例，法治社会也不完全排斥这一点，在一些实现法治的国家（如新加坡），就特别强调推行精英政治，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从社会招揽人才。[23]即使是在法治社会，如果吏治腐败，也可能会遇到比人治更糟糕的问题。尽管人治比法治有更悠久的历史，积累的经验也更为丰富，但是，既往的社会治理经验已经使人们达成共识，即法治具有人治所不具有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还是靠法律靠得住。这就是对这种共识的科学概括。
三、法治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24]，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度的有效运行来实现社会治理，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社会保持稳定、和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血肉，但法治是国家的骨架和脊梁。[25]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和有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矛盾凸显，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秩序。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能够完全消除。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26]（P154）这就精辟地概括了中国要实行法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