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宪法著作虽然没有标明宪法史，但却保留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宪法史资料，储玉坤编著《中国宪法大纲》（中华书局1948年版）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种。作者在抗战后服务新闻界，曾任《申报》主笔，自述“接触实际政治，对于国共谈判及制宪经过，均有详尽的报道”。对于战后的制宪活动来说，国共谈判以及政治协商会议是绕不开的一环。在当时国共业已开战的情形下，该书对于抗战以来国共谈判的经过，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比较全面的记载，颇为难得，也为宪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纵观上述著作，不难发现，作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制宪过程，而对于宪法实施的情况基本没有论及。这首先当然是由于当时宪法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宪，其次，多部宪法根本未能实施，因而难以撰写全面的包括制宪和行宪的宪法史。但认真考察法制史，则自民初以来，宪法已经不止一次进入司法的程序，在北洋政府时期，大理院在审判中先后援引中华民国约法第6、8、10、45等条款并著为判例要旨（参见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会文堂书局1931年版）。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司法院曾先后就训政时期约法第8、16、18、21、22、25、26、27等条文发布解释或判例要旨（参见梅仲协、罗渊祥编纂《六法解释判例汇编》，上海出昌明书屋1947年版）。这说明，民国宪法史不完全是制宪史。今天的研究者自然应该在前人基础上，对民国宪法史作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简单做立法过程的梳理与纸面上的批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