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均属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该要素不从客观特征，而从主观评价去描述可罚对象，这使得可罚范围漫无边际，例如：“重伤、死亡”虽属“严重后果”，但“严重后果”却比“重伤、死亡”宽泛得多。可见，“规范性概念经常是特别高度不确定，并因此产生许多制定法适用中的不确定”，{4}所以，为了实现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应尽可能采用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并尽可能减少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必须采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时，需要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使其更为明确。{5}规范性要素虽然简练，却使死罪范围高度不确定。
（二）死罪法定刑之立法技术：隐藏死刑
1．援引式隐藏
典型条文：“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第386条），该条援引了第383条（贪污罪）的死刑。类似的，第153条第1款：“走私货物、物品……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本法第151条第4款的规定处罚”，也是援引死刑条款。
采用援引法定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使法律条文更加简练。但是，新刑法多在法定刑升格时（尤其是处以死刑时）援引法定刑，其目的显然不是出于“简练”，何况“死刑”二字也根本无需简化。援引技术使得死刑在视觉上变得不明晰了，是对立法威吓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国民预测。
2．分割式隐藏
(1)分割法定刑。在“章”的范围内分割法定刑，将死刑集中规定在本“章”最后一“条”，如：“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中，除第103条第2款、第105条、第107条、第109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第113条）。立法者将该“章”所有死罪（共7个）的死刑分割出来，集中规定在该“条”。由于死罪中的死刑与非死刑分别置于不同法条，须前后查读才能察觉，隐秘性极强。究其旨趣，概因危害国家安全罪属“政治犯罪”，其死刑配置率高达58.3%，是新刑法中死罪比例最高的“章”，外围敏感性可想而知，分割死刑易给人刑罚轻缓的视觉印象。
在“节”的范围内分割法定刑，将死刑集中规定在本“节”的末“条”，如：“犯本节第192条、第194条、第195条规定之罪……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99条）。在本“节”（金融诈骗罪）中，3个罪名的死刑被隐藏在该“条”。
在“条”的范围内分割法定刑，将死刑集中规定在本“条”的末“款”。如：“犯第1款、第2款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第151条第4款）。通过该款，第1、2款的6个罪名（走私武器、弹药罪等）被挂上死刑，但其死刑被第3款（非死罪）分割开来，放在末款，从而具有隐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