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洁的阐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社会治安众人管”；干警风貌和态度：“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20]；岗位基本要求：“一张笑脸相迎、一句您好问候、一把椅子让座、一片真诚办事、一声再见送行、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种”；“三送”活动：“送法律到家、送服务到家、送平安到家”；全国优秀民警杨光照总结的社区民警“六字工作法”：“勤、帮、靠、快、公、活”；“五勤”工作机制：“勤下乡、勤走访、勤记录、勤宣传、勤服务”。
3.信访、改造和帮教的经验
枫桥改造“四类分子”的总体经验：“对症下药，因人施教；及时批判，经常考核；政策兑现，给予出路”；“三个一样”的要求：“外地人与本地人一个样，干部与群众一个样，法人与公民一个样”；“四要四不要”的纪律：“要以理服人，不准以势压人；要耐心疏导，不准强迫粗暴；要调查研究，不准主观臆断；要廉洁奉公，不准营私舞弊”；“三勤一不怕”：“脚勤手勤嘴勤，不怕得罪人”；三访工作机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坐等来访为主动走访，对疑难信访实行联动息访”；“三个真”的改造原则：“真理教育人、真心帮助人、真情挽救人”；“四访四必谈”：“归正人员婚丧必访、有病痛必访、有纠纷必访、遇突发性必访”；“帮教”的经验：“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三帮三延伸”工作方法：“思想上帮心、生活上帮扶、经济上帮富；事先向监狱延伸、事中向生产生活延伸、事后向巩固提高延伸”。
4.调解的要求
六个优先：“容易激化的纠纷优先调处，经济纠纷优先调处，‘三养’纠纷优先调处，有倾向性、牵连性的纠纷优先调处，影响生产的纠纷优先调处”；四个统一：“调解干部调解纠纷时认识要统一，调解纠纷程序要统一，法律政策依据要统一，处理方案要统一”；六个用心：“倾听当事人陈述要专心，调查取证要细心，开展疏导要耐心，调处纠纷要诚心，下达结论要公心，遇到反复要有恒心”；“四快”工作法：“矛盾纠纷及时受理、取证调查及时到位、组织调解及时有效、案件办毕及时报结”。
5.村庄墙头宣传文化
枫桥地区的各个村庄都建立了一批“墙头文化”，目的是使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上级的有关精神、村里的规章制度进农家户、入农民心。正如岫山村的介绍材料所述：墙头文化“是咱们村干部的好帮手，是不会讲话的宣传员，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宣传形式，是先进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办好一批墙头文化也是抓好农村精神文明的有效载体”。在岫山村主要道口、人员集中地段，墙头开了花，一些通俗易懂的宣传标语“飞”上了墙头，如“要脱贫困帽，先戴安全帽”、“人订制度，制度管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大前提”等。为使墙头文化形式多样，岫山村人把村宣传栏划分为四个大块，设法制宣传、科普园地、计划生育和村务公开四个栏目，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有重点的不定期的更新宣传内容，还落实专人负责，不断监督检查，使宣传栏具备版面新、内容多、吸引力强、有指导性等特点。2002年至今岫山村已出专栏40多期，其中有20多期与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针对村民邻里不和的情况，村干部在宣传栏里刊登了“乡邻乡亲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怎样正确对待婆媳关系”等文章，达到了启发教育的目的，许多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得到了缓解，对将要发生矛盾的家庭及人和事也起到了作用。村民周某高兴地说是墙头文化化解了她和媳妇长年的不和[21]。
枫桥地区对标语口号的教化宣传功能的重视，就要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送法下乡”（普及政策或法律）的目的。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包括音乐、影像、戏剧表演等）进行宣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在我们的调查中，就遇到一个闻名遐迩的交通义务宣传员，他因为目睹一次交通事故而痛心疾首，于是发动全家老少，组织了一个说唱宣传队，运用快板歌曲的形式，不分严寒酷暑，走村串户进行交通法规义务宣传，受到了广大警民的热烈欢迎[22]。
不过，面临这些密集的标语口号和各种宣传教化，我们还是有必要思考其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首先，宣传本身就意味着行动。因此宣传什么、用什么来进行教化，让民众接受什么，就是非常重要的普法难题。任何宣传要取得成功，都需要经过选择、剪裁和简化，其结果就有可能忽视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甚至忽视了作为制度的法律本身；其次，片面强调标语口号式的法治宣传形式，未免比较单一。标语口号本身的言简意赅意味着巨大的动员性，要么使民众形成某种依赖和习惯，而满足或停留于道德宣讲和意识形态教化的层面，无法将重点转向法制本身的制度性和规则性层面；要么适得其反，加剧人们对于宣传内容本身的排斥逆反心理，所以过度的宣传反而不利于法治精神的培育；第三，宣传的语词和法治的实践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分离甚至紧张。在宣扬某种特殊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可能出现教条化、空洞化、理想化的趋势。说的东西如果始终无法落实到做的层面，就会使人们形成某种轻视法律的意识，无法培育对于法律的基本信仰；最后，教化、口号本身也体现出民间权力和官方权力之间的内在紧张[23]。这种紧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要的。宣教者也被宣教，监视的权力也可以成为被监视的对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发掘某种权力制约的机制，通过民众参与性的教化普法行动，使隐蔽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启蒙发展为公开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二）调解的实践：就地解决矛盾
“枫桥经验”的教化治理传统也体现在其多种多样的具体调解实践当中。反过来说，既然调解的主要功能也是通过教化达到善治，那么当中必然也充斥着各种的指导性的、标语性的内容，更生动地表达了通过说服、教育、感化而就地解决矛盾的方针。“枫桥经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在于，一方面，使调解和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网络更密切地勾连起来，另一方面，更明确地强调调解的教化功能和就地解决矛盾的目标。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对此予以阐明：
1.组织与方式
枫桥地区建立了三级调解组织，分别是村组，片区和镇。镇政府设立综合治理委员会，其中的调解组织包括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其解决纠纷的数量占总量的15％左右；然后是社会力量调解组织，包括村民和居民委员会、企业组织等的调解，并以老年协会、妇联组织、团支部和其它组织作为调解的辅助力量。社会力量占有75％左右的调解；还有个人调解，比如各级人大代表、老党员干部、企业主、老年人等的调解，占调解数量的5％左右；至于司法机关，即派出所和法庭所调解的纠纷，仅占5％左右。可以看出在调解过程中对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充分发动。
其次，调解的方式上体现了主动体贴民情的积极精神。枫桥镇从调解实践中总结出许多格言，用以规范调解工作，比如要求坚持“三个一样”，即外地人与本地人一个样，干部与群众一个样，法人与公民一个样；要求“四要四不要”，要以理服人，不准以势压人；要耐心疏导，不准强迫粗暴；要调查研究，不准主观臆断；要廉洁奉公，不准营私舞弊；坚持“三勤一不怕”，即脚勤手勤嘴勤，不怕得罪人；实施“四前工作法”，等等。这些实践智慧的总结，既带有亲民为民的特色，也说明政府或国家在其中扮演的主导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