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工作机制一方面注重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另一方面当然也强调要发挥各职能部门科学化的、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比如，枫桥镇派出所首创了执法办案“四公开”制度，把各类刑事、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时间、主办民警和调查进展情况、办案程序时限、办理结果和处理依据等四方面内容在派出所电子显示屏、社区警务室、村级警务栏三级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让群众测评。同时又聘请了14位警风警纪监督员，实行开门整顿，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广泛听取监督员和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
所有这些工作方式和机制，有些属于传统的治理方式，有些则属于现代的治理方式。一般而言，建立具体细致的行业规范、强调数目字式的管理、接受公开的制约和监督等，都可以归于现代型的治理方式，例如枫桥派出所就在全所建立了《一日形象规范》、《岗位服务规范》、《一日工作规范》、《教育培训规范》、《值勤执法规范》五大规范化管理制度。而就传统的治理方式而言，主要侧重于综合治理的模式。“枫桥经验”中的横向联合、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既类似于传统的“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联合办案的做法，但又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合作所带来的越权和消解职权部门功能的弊端。
（三）格式化治理
“枫桥经验”的工作和责任机制与其格式化的管理流程也是不可分割的，这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表格和档案的建立。枫桥地区在前几年推行公安、劳动、计生三家综合管理的基础上，近年又推行了重点企业外来人口管理公寓式管理、情感式管理、学校型管理等新模式，实现教育、管理、服务、维权于一体。在外来流动人口、出租私房的管理服务上。成立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办公室，坚持“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和“一套规范台账，一份治安责任书，一份管理档案，一套管理制度”的管理原则。而对于分散在村的外来人口则建立由村干部、协管员、计生干部、外来人员代表组成的委托式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外来流动人口实名登记、出租房屋对应登记、基础资料信息管理、工作经费统一筹措、劳务纠纷和治安纠纷分层次处理的管理机制。
为了健全信访工作，枫桥镇普遍推行“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的工作制度。一日即每月10日为领导信访接待日；一会即镇每月11日为联系会议日，党政成员、办事处书记、办公室主任、派出所、法庭等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参加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落实责任；一卡即建立信访工作一案一卡制度；一表即《城关镇社会矛盾纠纷和不安定因素登记汇总表》，一活动即建立为民解忧活动日制度，为每月12日和17日，并要求各部门联合下基层接受群众投诉。同时建立了民间纠纷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详细的表格登记和个人信息档案管理制度，尤以社区矫正为典型，其细密甚至繁琐的程度让人惊叹，其中的主要登记表格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社区矫正对象花名册》；《矫正方案表》；《社区矫正情况记载簿》；《社区矫正对象公益劳动记录簿》；《集体教育情况记载簿》；《社区矫正对象月度考核表》；《社区矫正对象年（季）度考核表》；《社区矫正期满鉴定表》；《社区矫正对象外出请假申请审批表》；《社区矫正对象外出准假通知书》；《社区矫正对象外出请假登记簿》；《社区矫正对象迁居审批表》；《社区矫正对象迁居登记簿》；《社区矫正宣告书》；《社区矫正期满宣告书》；《社区矫正志愿者名册》；《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书》；《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协议书》；《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社区矫正对象汇报记录簿》；《社区矫正工作者走访登记簿》；《监护人情况反馈登记簿》；《社区矫正对象违规情况登记簿》；《社区矫正对象就业情况登记簿》；《社区矫正对象逃脱、下落不明情况登记簿》；《集中劳动情况记载簿》；《年度/月份社区矫正对象加（扣）分情况一览表》：《社区矫正对象处罚通知书》；《社区矫正对象加（扣）分审批单》；《社区矫正对象奖惩审批表》；《社区矫正对象（月）情况统计表》；《社区矫正对象有关情况统计表》；《社区矫正对象月度考核评议情况登记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统计表》；《五种监改对象监督责任人落实情况表》等。
枫桥地区对表格档案的重视，也是有着长期传统的。钟瑛村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保存档案资料。现有从解放初期到2003年的治调档案40余卷，各类财务、文书、建房档案100多卷，每一卷都装订成册，细致保存。这些档案反映了该村50多年来的历史全貌，记录了“枫桥经验”诞生、发展的全过程，凝结着几代村干部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档案更是经受了无数的风险困难而保留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此齐全的档案资料的保存工作，不仅钟瑛村是出类拔萃的，我们走访的陈村、单家甸村等，同样如此。
格式化的治理方式，不仅意味着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纪律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型，也不仅意味着人口和身体成为了管理和监视的对象[17]，它还意味着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确立，意味着对于传统和治理经验本身的尊重。这一系列的表格和档案，不仅是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而且还反过来形成了对于管理者本身的制约。
四、教化治理：标语、口号与就地解决矛盾的调解
“枫桥经验”的治理模式还体现在其宣传和教化的功能方面。
（一）标语和口号：宣传教化与工作方法
“枫桥经验”开辟的治理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治理传统之间具有某种承继和一致的关系。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指出政治宣传的重要性，他说，政治口号能在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其功劳远甚于“一万个法政学校”，它们“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溜到了他们的嘴上在”；“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18]枫桥的标语口号多得不胜枚举。在枫桥地区，无论到政府机构还是每个村庄，无论是查阅各种档案文件还是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交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各种格言式的标语口号俯拾皆是。这些口号琅琅上口，简洁凝练，既承担着宣传和教化的功能，同时也展现了当地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进行治理时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它们的类型有[19]：
1.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
“枫桥经验”最常用的表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被赋予最新时代特色的“枫桥经验”：“以人为本，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枫桥经验”最为典型的“四前”工作法：“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枫桥经验”中的“四先四早”工作机制：“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问题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
2.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