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被保险人与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相勾结骗取保险金时，就保险诈骗罪而言，被保险人是正犯；就贪污罪而言，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是正犯。另一方面，由于非实行行为也具有相对性，就贪污罪而言，被保险人是教唆犯或帮助犯；就保险诈骗罪而言，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是教唆或者帮助。所以，在被保险人与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相互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情况下，被保险人便既是保险诈骗罪的正犯，又是贪污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则既是贪污罪的正犯，又是保险诈骗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在这种情况下，对各共犯人按照想象竞合犯处理即可。[7]例如，倘若对被保险人认定为贪污罪的从犯，导致对其处罚轻于保险诈骗罪的正犯的处罚时，则应认定被保险人为保险诈骗罪的正犯。即二人虽构成共同犯罪，但国有保险工作人员是贪污罪的正犯，被保险人是保险诈骗罪的正犯。
其次，关于不真正身份犯的量刑问题。例如，诬告陷害罪的成立不需要特殊身份，但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当一般公民甲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共同犯诬告陷害罪时，对乙无疑应从重处罚。问题是对甲应否从重处罚？显然，如果认为此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依然是违法身份（即特殊身份使得法益侵害更为严重），那么，只要甲知道乙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甲也应从重处罚。反之，如果认为此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是责任身份（即特殊身份只是使得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严重），那么，即使甲知道乙的这一身份，对甲也不能从重处罚。
（五）共同犯罪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些犯罪，是不能由本犯构成的。例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毁灭证据罪，不能由本犯构成。在这种场合，第三者帮助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或者帮助本犯毁灭证据的，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就取决于不处罚本犯的根据何在。如果说不处罚本犯，是因为本犯实施这些行为不具有违法性，那么，第三者的帮助行为也没有违法性，因而不可能构成犯罪；反之，如果本犯实施这些行为具有违法性，只是缺乏有责性，则第三者的帮助行为也具有违法性，因而与本犯在违法层面成立共同犯罪，本犯只是由于缺乏有责性而不可罚，第三者如果具有责任，则依然成立共犯。
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例。一些国家的刑法将本罪规定在财产罪中，盗窃犯（本犯）盗窃了他人财物之后，再实施窝藏、转移等掩饰、隐瞒行为的，之所以不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因为没有侵犯新的法益（财产），所以不另成立作为财产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是因为掩饰、隐瞒行为缺乏违法性而不可罚。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本犯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第三者帮助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也不具有违法性，因而不成立犯罪。但在我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属于妨害司法的犯罪，而不是财产罪。显然，在我国，盗窃犯（本犯）盗窃了他人财物之后，再实施窝藏、转移等掩饰、隐瞒行为的，也妨害了司法，具有违法性。本犯之所以不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是因为没有侵犯新的法益，而是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即缺乏责任。如果认识到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那么，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三者帮助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也与本犯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共同犯罪，本犯仍然是正犯，而第三者是共犯。但是，由于本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不可罚，第三者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故依然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从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