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相异”的四个方面表明，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是多维的、立体的、交错的。其中，胜利的“人民”形象、失败的“反动分子”形象根源于1949年之前的战争及其结果；至于“公民”形象、“劳动者”形象，则反映了常规社会对于人的形象的期待。
5·1975年《宪法》中的人
1975年《宪法》包含一个“序言”和30条正文，比较简略，在宪法史上获得的评价也较低，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它在人的形象塑造方面，同样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1975年《宪法》的“序言”写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14条又规定：“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这些规定表明，1975年《宪法》规定的人主要是“阶级的人”———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与矛盾是阶级之间的斗争与矛盾。因此，人的主要形象就是“阶级人”，人的本质属性就是阶级性。
按照人的阶级属性，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至于“人民”一词，大体上可以视为无产阶级的别名，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大致可以通约于“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的形象或人民的形象进一步“坐实”，就是1975年《宪法》第3条中所谓的“工农兵”。如果说“无产阶级”描述了人的经济状况(没有财产的阶级是为“无产”阶级)，“人民”描述了人的政治状况———一切权力的所有者，那么，“工农兵”则描述了人的职业状况———工人、农民与战士。由此，可以归纳出1975年《宪法》规定的主流形象：由工农兵构成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
在无产阶级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还有一群模糊而灰暗的人。其中，这既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言人与实践者(根据“序言”)，也包括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根据第14条)，还有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根据第14条)。对于第一种人(走资派)，无产阶级要跟他们进行长期的斗争；对于第二种人，国家要予以惩办与镇压；对于第三种人，国家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三种形象都不够具体，缺乏明确的指向。第一种人尤其抽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或标签，可以随意贴在任何人的身上。
主流的正面形象———无产阶级、人民、工农兵———是宪法制定者的自我定义，另一群模糊而灰暗的人作为主流形象的陪衬而存在。宪法制定者通过描绘一群模糊而灰暗的人，增加了自己的道义基础，体现了“必也正名乎”的为政之道。
6·1978年《宪法》中的人
1978年《宪法》共计60条，在条文数量上刚好是1975年《宪法》的两倍。相对于1975年《宪法》而言，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形象的规定有沿袭的一面，也有开新的一面。
就沿袭的一面来看，1978年《宪法》依然规定了“阶级的人”。正如“序言”所写：“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此外，其第1条的规定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第3条的规定强调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些规定体现了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阶级属性的重视，延续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三位一体的基本形象。同时，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的对立面，模糊而灰暗的“资产阶级”依然存在，必须惩办的坏分子、可以改造的“地、富、反”依然存在(第18条)。
就开新的一面来看，1978年《宪法》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形象：“需要关心的群众(劳动者)”。对此，第15条规定：“国家机关必须经常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第50条又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些条文，塑造了一种疾苦的、年老的、生病的、丧失劳动能力的弱者形象。这种弱者形象的出现，一方面表明1949年《共同纲领》所描绘的“强大而有力”的形象趋于淡化；另一方面，通过凸显这种弱者形象，也有助于树立国家(立宪者)作为救济者的形象———这种形象表现为泽被众生，带来福音，解民于倒悬，救人于水火。这样的救济者形象对于立宪者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7·1982年《宪法》中的人
1982年《宪法》塑造的人的形象主要有以下两种。
(1)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按照“序言”的叙述，“人民”自始至终都是最基本的形象：1949年以前，“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在1982年《宪法》的正文中，首先亮相的形象也是人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条)。可见，1982年《宪法》塑造的主要形象是“人民”。如果要进一步探究，人民到底是指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宪法文本还提供了可供进一步索解的资讯：从政治的角度看，人民是主权者，这构成了人民的本质特征；从民族的角度看，人民是由各个民族汇聚而成的；从职业的角度看，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层级的角度看，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民的形象依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与前述新中国的几部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相比，在1982年《宪法》中，人的阶级性已经有所淡化。工人阶级的形象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浓墨重彩；处于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其他阶级，显得扑朔迷离，难以“坐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