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与比较：宪法文本描绘的人
喻中
【摘要】随着
宪法的变迁，
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也随之变迁。特定社会与时代关于人的想像，既支配了
宪法文本中人的形象，也支配了
宪法本身的精神与风格。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最初的
宪法所规定的人，主要是“身份的人”，此可谓第一阶段
宪法的人的形象。第二阶段的
宪法，塑造了“平等而自由的人”。第三阶段的
宪法，在继续塑造“平等而自由的人”的同时，还刻画了一种新的形象———“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至于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
宪法，由于主持者长期恪守革命党的角色，因此
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长期呈现出相互对抗的敌我关系。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型，特别是1982年以后，
宪法描述的人才开始走出敌我二元划分，塑造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形象。
【关键词】
宪法；人的形象；身份；自由；人民；弱势群体；敌我关系
【全文】
一、引言：文献回顾与研究旨趣
对“法律中的人”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更不是一片无人涉足的处女地。譬如，黄茂荣先生就曾谈到：在法律上，“人”这个概念除用来指称“自然人”，亦即生物学上之人外，还用来指称“法人”。[1]祖国大陆则有学者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关于人的观念呈现出从“抽象人”到“具体人”、从“原子化的人”到“团体化的人”的转变过程。[2]在日本，星野英一比较了近代民法中的人与现代民法中的人，研究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发现“在其背后则是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3]换言之，在近代民法中，人的形象都是“强而智的”；在现代民法中，人都退化成为“弱而愚的人”。在德国，拉德布鲁赫1927年在海德堡大学所作的教授就职演讲的题目就是“法律中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4]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只要关于人的设定或想像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于这种规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已经作出了深刻而细致的描绘：1757年，法国社会关于人的想像，主要是“肉体的人”，因而法律对于试图谋杀国王的达米安就必须施以酷刑，其目的在于惩罚谋杀者的肉体；80年后，按照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规章，犯人的作息时间被严格而详尽地规定下来，法律惩罚犯人的方式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严密的作息时间表来规训犯人。[5]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法国社会关于人的想像有了根本的变化，人主要不再是“肉体的人”而是“精神的人”，因此惩罚就转而针对犯人的精神与灵魂。
以上概述表明，“法律上的人”已经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在诸多研究领域都已经积累了若干针对“法律上的人”的研究文献。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法学理论界，关于宪法所设定的人的形象尚未得到全面而系统的揭示，专门针对“宪法文本中的人”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就“宪法描绘的人”这个主题做点初步的探索：通过探寻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的变迁，揭示宪法变迁的一个侧面，阐释宪法变迁的某些规律；以中西宪法文本所规定的人的形象为基础，比较中西宪法各自的精神实质。
二、西方宪法描绘的人：从[13]世纪到现代
西方宪法的源头在哪里?作为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它的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宪法”。梁启超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认为：“宪政之始祖者，英国是也。英人于700年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6]由此看来，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就应当追溯至[12]15年6月15日颁布的《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既是英国走向宪政的主要标志，也可以作为人类立宪史的源头。因此，探讨西方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不妨以这篇文献作为起点。
(一)[13]世纪宪法文件中的人：身份的、血统的人
《自由大宪章》的“序言”，是英格兰国王“致意于诸大主教、主教、长老、伯爵、男爵、法官、虞人、郡长、村长、差人、执行吏及忠顺之人民而诏告之曰……”这样的修辞与表达，揭示出《自由大宪章》所设定的人的形象———“身份的人”。在《自由大宪章》中，任何人都不是抽象的人或一般的人，更不是平等的人，而是身份各异、等级参差的人。其中，国王不同于大主教，大主教不同于主教，主教不同于长老，长老不同于伯爵，伯爵不同于男爵。诸如此类的身份差异，在《自由大宪章》开篇就得到了直观的展示，甚至是浓墨重彩的强调。这就表明，在《自由大宪章》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身份上的不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自由大宪章》第1条规定：“第一，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应予自由，其权利仍旧不动，其自由权不得侵犯。英国教会所认为最重要及最必需之选举自由权，在朕与诸男爵发生不睦前，已由朕自由颁赐，凡此诏彰事实，本宪章及经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之同意者，兹一并认可之。”这个条款直接确认了教会僧侣的特权。《自由大宪章》第2条和第3条规定了“任何伯爵、男爵或武士身故时”的财产继承问题：“其继承人已达成年且欠有采地继承税者，应以缴纳旧有之采地继承税而享有其遗产。伯爵之继承人应缴一百磅，男爵之继承人亦缴一百磅，武士之继承人则缴一百先令。”这就意味着，其他身份的人不能适用这样的继承规则；而且在采地继承税的缴纳问题上，伯爵与男爵是一个标准，武士适用另一个标准。换言之，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不同身份的人对应于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自由大宪章》第[11]条规定：“凡对犹太人欠有债务者亡故时，其妻应享有其寡妇财产，无须偿还该项债务。”按照这样的规定，当犹太人作为债权人时，显然处于被歧视的地位。除此之外，《自由大宪章》第20条、第21条、第22条还分别规定了自由民犯罪、伯爵与男爵犯罪、牧师犯罪的不同法律后果。这充分表明，不同的身份对应于不同的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