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举债权对经济自由权所导致的最直接破坏莫过于对经济自由权的赤裸裸的行政干预。由于政府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常常归结为厂商等市场参与主体,因此,常常采取进一步直接的管理市场、限制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的措施和政策,比如我国前年政府为了应对公众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不满,紧急出台临时性的价格干预措施,以及限制银行对某些部门的贷款、限制土地管理部门对建设土地的审批等等。这些赤裸裸的对经济自由权的干预措施常常缺乏明确的法律和法规。而政府很少将通货膨胀归结为自己发行公债、采取赤字财政的结果。布坎南对此有自己的评价。他认为,“被视为实际收入减少之根源的正是私人企业和工会。据此,我们可以说,控制工资和价格成了政府对通货膨胀危机的最普遍的反应,尤其是当通货膨胀持久不衰并日益严重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控制的成本,无论是按其经济价值还是就其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来说,都应视为通货膨胀总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22]。总之,公债发行的过滥、过量以及使用不当等都会造成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遭受严重侵害。
既然经济自由权是一个宪法基本权利,其长期受到一个国家或共同体的保护与尊重,是一个国家或共同体大规模发行公债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我国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这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公债的发行、使用等既有利于经济自由权的充分实现,又有可能会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造成一定损害,所以,我们要研究公债发行、使用等与经济自由权的内在相关性及其变化规律,以便趋利避害,充分地运用这一现代市场工具。
【作者简介】
冉富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
【注释】杰弗瑞·布伦南,詹姆斯·布坎南,冯克利,秋风,魏志梅,等译,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3,124一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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