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视作证为贱事。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打官司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为人作证更是下贱之事，大多数人不仅耻讼，更怕讼，甚至厌讼，出现“簿尉既无刑禁，邻里多已惊奔。”[11]
二是避证。办案人员如“随行人吏及合干人”取证时，炫耀其权力，“多卖弄四邻，先期纵其走避”，为了应付差事“只捉远邻及老人、妇人及未成丁人塞责”，相关证人为了趋利避害，躲避起来，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三是匿证。行凶人及其家属“恐要切干证人真供，有所妨碍，故令藏匿。”
四是怕证。为求得证言，唐代以后的法律明确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对证人可以拷问，“……除此色外，自合拷取实情”，“诸诬告人流罪以下……若前人已拷者，不减。即拷证人，亦是。”[12]“拷讯逼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对证人随意拷讯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手段残酷，“幽囚拷掠，五毒备至”，以致出现过“未陈词身先卒”的情形：“夫证佐不具，而有失出失入之弊，不能保也。”（[清]王夫之：《读通鉴论·武帝二十四》）。且“干证之人多或数十，少则三四，一概被毒，无得免者。”（《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七）不仅国家以刑讯手段逼证，而且如果面对两造中的一方是恶势力，则导致证人不敢作证。
五是硬证。硬证也称诬证，是指收受当事人的贿赂，或有某种关联，而作虚假证言。往往由于“以亲密人或地客、佃客出官，合套诬证”。
“质之”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断案时的必要程序，一般适用于初审案件，上诉案件如果司法官吏认为有必要也可适用。“质之”的对象是“证见之人”，通过对质，辨别两造供辞的真伪。在中国古代，证人当面作证之“当面”不完全同于今天的证人出庭作证，除了升堂时与两造和对方干证当堂对质外，还应该包括以下情形：
第一，在案发现场干证当面对质。干证当面对质并不意味着干证之人必须出庭，司法官吏在现场勘查取证时，对证见之人的询问也应视为“当面对质”。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穴盗》“爰书”记载某里士伍乙到官府告曰，昨天夜里自己藏在房中的锦衣，早晨起来发现被人挖穴偷走了。令史某与隶臣丁某前去现场勘查，取得了现场勘查记录，并询问了证见之人丙，言曰：“乙以二月为此衣，五十尺，帛里，丝絮五斤装，缪缯五尺缘及殿（纯）。不智（知）盗者可（何）人及早暮，无意也。讯丁、乙伍人士伍曰：‘见乙有袱复衣，缪缘及殿，新也，不智（知）其里□可（何）物及亡状。’”[13]
第二，审判官堂审时与两造当面对质。证人一般要出庭作证。中国古代法官审理案件采取堂审形式，重大的、疑难的案件还要会审。堂审或会审就是审清事实、核实证据、准确适用法律。律典中没有明确规定询问证人的程序，与两造“隔别讯问”还是“同时讯问”，完全由主审官吏自由裁量。对证词真伪的判断，采取与两造的供辞相比对的方法，自由心证。从大量的案例记载中，我们发现初审案件的证人证词大都采取“隔别讯问”的方法，质对证词。清人李均的《判语录存》所载的许多案例不仅记载多次提讯原被告，而且询问证人，多方质对，弄清事实。如“兴贩妇女事”是原告韩德元控被告李添成私卖发妻一案。原告韩德元与其妻“所供暗合”，而被告李添成与转卖的另一妇女岳氏“据供无异”，本是合伙兴贩妇女，而韩德元坚称李添成私卖其妻。于是询之证人买主刘士乾兄刘士福，得知“交价领人时，又未与德元谋面”，于是判断“事有可疑”，经“三面对质，德元始将兴贩一层招认”。证人的证词有助于主审官员产生合理怀疑，也可验证原被告供辞的真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