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像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所表明的，他要么沉默，要么可以因此而谈论政治，这或许是他的幸运（致Francesco Vettori,1513年4月9日）。那么为什么谈论政治不能展示他的德性呢？难道他不是也曾经承认，那些卓越的文人也同样享有不朽的荣耀吗？
但施特劳斯却在这里发现了马基雅维利喜剧的内在问题。施特劳斯指出，这种对不朽荣耀的追求，本身就证明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从整体看是一次喜剧行动。因为不朽的荣耀是不可能的，最终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施特劳斯对比了苏格拉底在《政制篇》（Republic）和马基雅维利在自己作品中的行动。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利似乎忘了，在苏格拉底的行动中，不朽的荣耀不过是吸引青年的一个诱饵，最终却要让追求荣耀的青年从好的政治迈向“好”本身。苏格拉底的“喜剧”与马基雅维利的喜剧不同，前者是借助“幻觉”将青年带向更高的真理，而后者却要通过摧毁哲学和宗教的幻觉将青年带向另一种必然破灭，但却更高贵的幻觉。两种喜剧的政治哲学，或许都是从幻觉到幻觉，但前者的方向是哲学，而后者的方向却是政治
不过，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以政治为方向的政治哲学其实同样清楚荣耀与幻觉是多么地难以分辨。在讨论人们如何称赞那些享有不朽荣耀的人（例如宗教和共和国的奠基者）的时候，马基雅维利的调子带着一种有距离的冷漠。他不忘提醒我们，虽然人们一般都知道选择那些受人赞扬的生活道路，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轻易地受到虚假的善（好）和虚假的荣耀的欺骗，从而抛弃了这些使他们获得永久荣耀的道路，反而选择将会受人指责的生活。不过，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和《论李维》中，许多例子证明这些受人指责的生活往往也会带来荣耀许多人们公认的“恶”有时会是一种“光荣的邪恶”（honorably wicked）。但不论是哪一种光荣，这些通向永久荣耀的道路，在马基雅维利内心深处，也并非是所有人一致赞扬的东西：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要么是太疯狂，要么是太有智慧，要么是太坏，要么是太好”，不去赞扬这些别人都去赞扬的东西。永久荣耀的脆弱，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不仅仅是因为它容易与虚假的荣耀混淆在一起欺骗那些目光短浅的世人，也不仅仅是因为在荣耀中“好”与“坏”不那么容易分开，或许还因为荣耀本身就并非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愿意全心全意赞扬的东西。对政治的思考，不仅要言说永久荣耀以及经常伴随这种荣耀的欺骗，恐怕还要暗示那些“太疯狂”或是“太有智慧”的人对这种荣耀的怀疑。一个真正能够言说政治的“文人”，或许在内心恰恰缺乏某种大家都有的“神圣感”，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些光荣背后的阴影。
但作为一个发现荣耀的奥秘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也似乎剥夺了这种发现本身的“荣耀”。在真正能够看清荣耀与赞扬的人眼中，对政治的言说，或者说对政治的理性思考，会使一个人更加痛苦，并最终证明言说政治永远不能与政治行动本身相比。在他给朋友的信中，马基雅维利坦白说，“如果我花时间思考，这些思想总是给我们带来悲苦，我竭尽全力逃离这种悲苦。一个人必然要努力思考快乐的事情，但我知道除了‘操’没有东西能带给我更多的快乐”。马基雅维利暗示我们，只有这些快乐能让他忘却思考那些严肃重大的事情。（致Vettori,1514年8月3日）
这样看来，马基雅维利所谓“性爱喜剧”中的快乐或许不过是他借以解脱真正痛苦的手段，而这种痛苦与他对政治，以及对人世的恶与苦难的洞察有着隐秘的关联。马基雅维利的喜剧并非现代世界经常见到的那种乐观自信的“工程”或“筹划”，而恰恰相反，是他思考和言说政治这种严肃的事情所无法解脱的东西，来自他对这些追求永久荣耀的努力的“绝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马基雅维利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政治的思考不会给我们找到任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困境的方法。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和古今许多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一样清醒，只不过，马基雅维利要用类似“操”的喜剧来“救治”他的绝望和痛苦。因此，推动马基雅维利喜剧的痛苦可以说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因为他不能参与政治行动给他带来的痛苦；其次是因为他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言说所导致的痛苦，而这种哲学思考的痛苦的根源是他对政治本身的绝望；最终，尽管显得有些悖谬，但或许却是最重要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的哲学思考必然带来的绝望只能通过政治行动来缓解，然而他却似乎永久地丧失了这样做的机会。既然政治之外没有更高的生活，政治再绝望，也要行动。旁观政治带来的绝望更痛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明白何谓“士兵死在沟渠，而情人亡于绝望”。士兵和情人的真正区别在于，士兵的命运即使是死亡，也是死在他的行动中，而情人的热情，却可能最终在一无所获的等待和盼望中受尽煎熬而死。因为这位政治的毕生情人清楚地知道，这种等待只会加速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