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两个案例中所出现的自发式的民意审判，成功冲破了“建议判决刘涌死缓的所谓专家意见”和“主张许霆无期的地方法院生效判决”所带来的巨大阻碍，人们亲历亲为，惩恶扬善，兴奋不已。而下面一组案例中，宣传媒体先是把当事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后，他们被迅速地转化为刑事案件中的被追诉人，此时，从重从快的民意审判已经开始了。
二、舆论与民意—第二组案例
章俊理—江西二附院口腔技师，1989年辞职开设私人牙科诊所，先后自筹发展资金2000余万元，引进德国西门子先进牙科设备，并最终发展成为江西省最大的私人牙科诊所，章俊理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德国牙医”。1998年，章俊理和他的诊所遭到江西省拖拉机厂职工顾德兴的投诉，同年11月5日，省领导批示：“此信若属实，说明邪恶势力太猖狂，难道我们就不能为受害者伸冤吗？．……这就要看中共南昌市委书记的了！”[4]两周后，章俊理被逮捕，随即，曾接受过其牙科诊疗的1100余名群众同时向其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地民众同仇敌忔，高呼：“南昌警察了不起！捉到了牙医章俊理！上千名群众来诉苦！罪恶的章俊理被逮捕！”2000年1月，当地西湖区法院一审判处章俊理有期徒刑15年。
2008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不当言论，引发网民愤慨，随即被“人肉搜索”。因发现他抽豪华香烟、戴名牌手表时，进一步激起了网民们“仇贪仇腐”的强烈情绪，当月，周久耕即被免去房产局局长职务，次年9月，被指控犯有受贿罪，检方同时提出判处周久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法院最终判处周久耕11年有期徒刑。
以上案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意审判，以朴素的是非善恶观为基础，追求大众此时心目中的正义，本身是令人肃然起敬、为之感动的。周永坤先生批判“民意审判立足于结果，认为民意审判情绪化甚至癫狂、多变、易被操纵，尤其我国的民意极易变态”[5]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追求正义，是作出公正审判的先决条件，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是对法官和陪审团自由心证的基本要求，我们制定法律、根据法律评判案件，更是要立足于正义这个“结果”，立足于此的审判方式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值得肯定和坚持。至于民意审判的“多变、癫狂、易被操纵”，终究只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局部的现象。
但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一场审判、评判其最终的结果是否“正义”，取决于案件原本的事实情况如何，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全面掌握案件的事实信息，比如，在刘涌案中，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与案件有关联性的事实信息；许霆案中，包括银行ATM机技术鉴定结论等有关定罪的信息；章俊理案中，包括医学和牙科诊疗专业知识的信息，那么所谓对正义的追求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欲求一件事物的正确结论，应遵循这类事物的相应判断规则，一般事物对应一般规则，比如经验法则、逻辑规则。而刑事诉讼，有其特有的决定案件的规范，违反法律对定罪所设定的证据要求等诉讼规则，就很难得到正确的判决，更重要的是，此时无论这个判决正确与否，它必然都是不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