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之所以有生命，或者他的生命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所有的他人都要克制他们以暴力来侵犯被害人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在规范关系上，这个法益才重要。财产也是一样的。假设我有一只名牌手表，价值一万元，我天天戴着它，我自己感觉它重要，因为我知道它是价值较高的财物，但是，静止地看，这个手表本身对别人、对刑法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别人认识到这个东西重要，它的价值才能有意义。所以，家财万贯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人来偷、没有人来抢，刑法根本就不管。刑法要干预的是，在规范关系当中，他人的财产是不能动的，任何人都应当尊重他人的财产。这就是说，某种法益是不是很重要，完全是相对的，必须放在规范关系中去阐释——你不能侵害我，你不能对我使用暴力，你必须要克制你的暴力冲动，要不就会对整规范关系产生影响，进而侵害法益。所以，我们现在所讨论和重视的法益概念，是静止的概念，可能对一个人的世界或者两个人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共同体是一种个人联合体，或者是含有合作和冲突诸因素的关系结构”。[23]一旦这个世界上有了三个以上的人，并结成共同体时候，传统的、静态的法益概念，或许有问题。这是我所理解的法益和规范之间关系。那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犯罪是对规范的违反，违反的本质在于行为的无价值，以此为立足点的刑法学，才是最接近于常识主义、接近于公众认同的理论。
为什么行为无价值论很接近常识呢？[24]那就是说，犯罪行为一定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真空状态下的行为，而是社会当中对社会有害的行为。而说它对社会有害的时候，它一定是对某个东西的破坏。而对某个东西的破坏，最后的落脚点，有一个实体，或者这个实体的权益被破坏。但作为实体的法益一定要在社会规范联系中去保护、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它才会有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许玉秀才认为：“法益论其实也是规范论……法益本身也是一定规范目的下的产物，社会的同一性可以随不同时空而变异，在整个20世纪的时空下，刑法规范不过是将提供个人发展生命的资源评价为法益，评价为证明社会同一性的方法，如果将保护法益说成是规范效用的隐喻，其实是相同的意思”。[25]
（三）刑法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它来自于对生活常识的承认，意味着我们对欧化的某些刑法理论的学习。对于生活常识的承认，要求犯罪论的建立从事实的判断到规范的判断，从生活经验的判断到价值的判断；对犯罪论中很多问题的处理需要考虑公众的生活常识，例如，对于因果关系的错误，即便行为人对于因果流程存在认识错误，但只要结果“保持在根据普遍的生活经验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所设想的和实际发生的因果经过之间的不一致便属于‘非本质性的’”。[26]
只要在刑罚论中，报应是满足了人最朴素的愿望，最起码的生活常识。但是，报应的要素里面，要受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约束。也就是说，刑罚论里面应当有积极的、一般预防的因素来调解报应的东西，也就是一体论的，或者是折中的刑罚论。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学，无论其多发达，都是接近于或者充分考虑了常识的理论。
基于前面这三点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回归常识的中国刑法学，一定是考虑国情、中国独特文化的理论。这样的刑法理论，很可能是一个折中的理论，也就是我所主张的是二元的行为无价值理论。[27]我认为，这是适合于中国当前实际的理论。坚持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确立了刑法的基本立场，学派形成和刑法学回归常识的过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由此，在刑法学的核心问题即犯罪论体系的论证上，犯罪论体系要阶层化、精致化，以事实和经验的判断为思维起点，最终要形成价值判断，由此形成精巧的刑法解释体系。坚持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也适度考虑了欧陆刑法传统，在借鉴过程中，特别思考规范关系和法益的轻重问题，思考规范和法益的关联性，并最终以规范关系为本，建构接近于常识的理论体系，由此就会形成与中国当下社会发展态势相契合的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
周光权，男，汉族，1968年生，重庆市人。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1999）、副教授（2000）、教授（2005），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山东大学刑事司法与刑事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学、
刑法思想体系等。
【注释】弗莱彻：《
刑法的基本概念》，蔡爱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周光权：《
刑法的公众认同》，《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李海东：《
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兴良教授所着的《
刑法哲学》，该书自199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之后，又数次修订再版，时至今日，仍然是刑法学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在我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书是最近30年来最有生命力的刑法学着作。
王作富：《中国
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此后，也有学者认为，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中首当其冲要考虑的构成要件（参见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以下），但对通说权威的细微挑战似乎最后也没有获得成功。
周光权：《犯罪论体系的改造》，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周光权：《中国刑法学的想象力与前景》，《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4页。
许玉秀：《当代
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赫费：《文化际的
刑法Ⅱ》，蔡庆桦、孙善豪译，《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2期，第79页。
更为详尽的案情，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以下。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电脑量刑乃至电脑辅助量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就很值得商榷。
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4页。
张明楷：《
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0页。
樊文：《没有国别的刑法学》，《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大谷实：《
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成文堂2007年版，第243页。
赫费：《文化际的
刑法Ⅰ》，蔡庆桦、孙善豪译，《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1期，第85页。
赫费：《文化际的
刑法Ⅰ》，蔡庆桦、孙善豪译，《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1期，第86页。
赫费：《政治的合法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庞学诠、李张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当然，“对社会一般人观念的关注和对公民法感情的尊重，并不是行为无价值论和社会相当性独有的‘专利’，而是以合理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的
刑法解释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陈璇：《
刑法中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许玉秀：《当代
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周光权：《违法性判断的基准与行为无价值论——兼论中国刑法学的立场定位》，《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