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于“危害行为”的称谓，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不如将“危害行为”的称谓恢复其本来面目，称之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将其性质概括为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反而更为科学。我国刑法理论将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的行为，称之为“危害行为”。这也是我国刑法的传统称谓。笔者认为，这种传统观点值得商榷。顾名思义，“危害行为”是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据此定义的话，那么“危害行为”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诸如一般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等等。“危害行为”的外延大于犯罪行为，不能将其作为犯罪行为的上位概念[4]。而我国刑法理论却将作为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称为“危害行为”，笔者认为逻辑上存在着偏差，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笔者认为，不如恢复其本来面目，将其准确定性为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仅仅是犯罪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已，并非实体意义的行为。即使为了理论研究的连贯性，套用“危害行为”的称谓也未尝不可，但刑法中研究的“危害行为”应当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危害行为”，而非一般意义的“危害行为”所能概括的。这一点必须在理论上明确。
其次，“危害行为”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行为。行为应当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由于“危害行为”完全不包含主观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因而不可能作为独立的行为存在形式。即使我国刑法理论将作为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特定化为“危害行为”，即赋予“危害行为”以特定含义，笔者认为，也不能将其视为独立的行为。原因就在于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是不包含主观要素的，仅包含行为的客观方面的行为要素。行为应当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缺乏主观因素就不可单独成立行为，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
第三，刑法调整范畴的准人。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由于正当行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意外事件等与犯罪行为在客观性质上相类似，因此刑法将其纳人刑法所调整的范畴。那么，应当如何判断行为的客观性质呢？笔者认为应当从行为的主体（包括行为主体的控制能力和控制义务）、行为的对象、利用何种客观条件等各构成因素来进行判断。正当行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意外事件等这些非犯罪行为，在主体、主观方面和客体等方面均与犯罪行为不同，仅仅在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即行为的客观性质上与犯罪行为具有类似之处：一种是该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与犯罪行为相同的危害结果，如意外事件、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和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行为等。但这种结果的发生，不是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下的实施的，不是行为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体现，因而不是一般意义的行为，也就更加不是犯罪行为；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虽然在客观性质方面与犯罪行为类似，行为人也能认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与犯罪行为不同的内容，因而行为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刑法理论将这两种行为定性为正当化行为，只是由于在客观性质上与犯罪行为类似，刑法才将其纳人调整的范畴之内。
由此可见，应当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危害行为”恢复其本来面目，称之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其实质是犯罪行为的客观性质。这样不仅与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刑法评价的行为等相近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而且弥补了现有行为理论的层次缺失，行为理论中存在的一系列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