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刑法中行为理论的层次缺失
以上问题的提出，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刑法理论没有对刑法中的行为进行理论上的分类，从而造成行为理论的层次缺失。研讨刑法中的行为概念，首先需要澄清的就是行为理论的层次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并非完全没有行为的层次划分，问题在于对刑法中“行为”的层次划分是否正确，划分的依据是否整齐划一？大陆法系行为理论究竟是研究“危害行为”{8}，还是研究刑法中的一般意义的行为，两者是否等同，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澄清。熊选国博士应该说是在刑法学界首开先河，将刑法中的“行为”进行层次上的区分。其博士论文《刑法中的行为论》明确提出行为应当分为最广义的行为、广义的行为和狭义行为的观点：1．最广义的行为，包括犯罪与非犯罪行为，乃泛指人的一切行为，是否犯罪，按照行为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来认定，符合犯罪条件的，即为犯罪，否则，即为非犯罪；2．广义的行为，是指成立犯罪的行为；3．狭义的行为，专指广义的行为中与主观方面分开观察的客观行为，即犯罪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3}。笔者认为，熊选国博士首先对刑法中的“行为”分类固然可喜，但仍并没有对现有刑法中的行为理论进行修正，现有的行为理论存在的问题诸如不作为的行为性、身份犯与持有犯等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行为”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1．最广义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泛指人的一切行为，不论是否为犯罪行为。2．广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同犯罪行为含义相同，意指犯罪这种行为。3．狭义的行为。这种“行为”专指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的行为，即”危害行为”。这里的“行为”专指作为客观要件而不包括犯罪主观方面在内的“危害行为”{8}。
以上观点存在如下难题：其一是没有对我国刑事立法中的“行为”进行层次上的准确定性，仅仅简单地将我国刑事立法中的“行为”分为最广义的行为、广义的行为和狭义行为，而没有分别对这三个层次的行为含义准确定性。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中的“行为”应当划分为一般意义的行为、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和“危害行为”，四个层次的行为概念紧密联系，但分别在其特定范围内有特定的含义；其二是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大陆法系四大行为理论是对“危害行为”的概念进行争论，并进而形成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人格责任论等多种行为理论学说。这种说法有待进一步推敲。无论是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还是人格责任论的观点，笔者认为都是围绕刑法中一般意义的行为概念展开争论的，是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之前的行为。
（一）一般意义的行为
笔者认为，刑法中一般意义的“行为”概念应当是，行为人控制或应当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具体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刑法中一般意义的行为的概念，应当是行为理论中最广义的行为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