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只有将“国境”与“边境”单独适用，才能保持法律体系内部语词含义及用法的协调一致
对于任何一部法律条文中的任何一个规范性术语的理解，均要结合其上下文，甚至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统一来理解，以求得对该术语最合乎立法原意、最合乎文法规范的解释。立法者在将第六章第三节的类罪名确定为“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同时，却又在该节内将第323条表述为“故意破坏国家边境的界碑、界桩或者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处……”，可以说，立法者在同一节内甚至就在前后紧邻的两条分别使用了“国（边）境”与“国家边境”两种表述方式，显然不会是疏忽所致。类似的用语还有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在同一部法典的同一章内同时出现“国（边）境”、“国家边境”、“国境”三种类似却又不同的表述方式，很显然，立法者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否则单从追求形式统一的角度而言，也应该使用相同的术语，这是立法技术和立法水准的最低限度要求之一。[12]因此，立法者通过三个不同的语词适用强烈地释放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即这三个概念当然是有区别的。对于三者的具体区别，笔者学识浅陋，不敢妄断。[13]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区别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两点启示，其一为显性的、形式的启示，即既然有的条文中出现了“国境”与“边境”的独立用法，这就表明，“国境”与“边境”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因此，如果将“国（边）境”拆分为“国境”与“边境”，至少在形式—上是可行的，不存在形式上的使用障碍。立法上可以作如此表述，司法上当然也可以作如此表述与适用。其二为隐性的、实质的启示，即无论是第323条之“边境”，还是第332条之“国境”，均有其独立含义，均是从狭义上加以理解的，这表明，选择什么样的用语，必须视具体情况择而用之，该使用“国境”则应当用“国境”，该使用“边境”则应当用“边境”，能做到精确化当然应当最大程度上争取精确化，“胡子眉毛一把抓”式的用法实不可取。
（六）反向角度的思考表明，“国（边）境”不能拆分适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命题如果成立，必须是不能被反例驳倒的，具有普适性和不可证伪性。对于“国（边）境”这种表述方式，如果认为其不可以拆分适用的话，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拆分。但是，设例而言，如果有人组织他人偷渡至我国台湾地区，那么，难道还要表述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吗？想必不会有人赞同的，司法实践中也从未见有人这样表述过，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无论是地理上实际存在的国境线，还是法律上拟制的国境线，都只能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一国主权范围之内的区域，是绝对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国境线的。因而，即便其他任何情形都可以勉强用“国（边）境”加以表述，此处也只能毫无选择地用“边境”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否则，既与语词含义不合，也与实际情境不符，既犯了法律理解错误，又犯了国情常识错误，这种错误是应当绝对加以禁止的。此时，通行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表述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事实上，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司法文件的确认。例如，1992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非法越境赴台人员的处理意见》中，就曾明确规定，“非法越境赴台按照偷越边境处理”，这里并没有表述为“国（边）境”，而只是表述为“边境”。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国（边）境”是可以拆分适用的，并且有时必须加以拆分适用，所谓不能拆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充其量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