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派的法律源自风俗习惯，法理派的法律则出于公理；风俗习惯演化于无形，而非出自人类心思智虑，公理却属于理性范畴，而超乎历史；源自风俗习惯的法律因此是发现的，而非创生的，相反，出于公理的法律可以理性方法推导得出，也可以人工智巧编造推行；发现于风俗习惯中的法律体现了过去的智慧，出于公理的法律则是当下立法者意志的显现；体现过去智慧的法律受传统约束，其改变较为缓慢，表明立法者意志的法律则不受此类约束，故能借立法即时创立、废止；相应的，法律发展的途径，在前者主要为自下而上的，在后者则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的法律与秩序，更多自生成分，而自上而下的过程，更多人为成分。这也意味着，它们对立法者要求不同：在风俗习惯中发现法律，并非不需要理性和技艺，但这种理性和技艺是谦卑的和审慎的，因为它们要尊重历史和传统；从公理中推导出法律则不同，它要求立法者不但有正确无误的推理能力，而且有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预知能力，这是一种超乎历史和传统的理性，因此，立法者一旦具备这样的理性，就可以改写历史。正如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欲求良律，焚旧而立新可矣。”哈耶克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开近代理性主义端绪的笛卡儿精神的真髓。（参见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页609。江苏人民出版社）借用哈耶克的语汇，我们也可以说，孟森的观点道出了清末法理派“建构论理性主义”或“理性建构主义”的思想倾向。
晚清十年，政治革命思想之外，社会革命的思想充斥报章。在一些激进思想派别那里，不但纲常名教是革命的对象，所有旧的社会制度，家庭、政府、宗教、道德，均在革除之列。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而足以冲决一切的，就是挟进化论而来的人类的、世界的、普遍的公理。这是全面反传统运动的前夜，也是中国的“理性时代”的开端。在这样的时代思想氛围之中，法理派的法律与社会变革论述表现出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倾向，可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况且，法理派所倚重的所谓“法理”，完全出自于法律实证主义，而这一个法学派别，本身就是建构论理性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意味深长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当时对中国思想界、法律界影响深刻的日本，这种近代理性主义及其在法学上的表达，都不是其固有传统，或至少不是其传统中具有支配性的因素。而它们之所以对寻求富强的中、日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强盛的原因。
与法理派不同，礼教派关于法律性质和起源的看法，其表达是现代的，其根源却是传统的。这种传统虽然主张礼乐自圣人出，而且相信圣人具有化育人民的能力和责任，但并不认为礼乐，包括法律，是圣人意志的体现。相反，这些人类的制度皆渊源于天，是天理的体现和表达。圣人则天象物，为当世及后世立法，当然也是发现而非创立法律。在此意义上，礼乐及法律均为自然的，而非人为的。这是源于古典儒家的法律观、秩序观，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支配地位的思想传统。晚清礼教派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同时也改造了这一传统，使之适合一个现代民主和宪政的新秩序。这也是为什么，礼教派关于礼与法、法律与道德、法律与风俗习惯、法律与历史的论述，让我们想到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传统和后起的历史法学。这些生长于不同文明中的传统，诚如我们所见，彼此之间存在深刻差异，但是相较于那些更具建构色彩的理性主义传统，包括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和亲和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种我们姑且笼统地称之为自然主义的秩序观和法律观。此所谓自然主义，并非不具理性，更不是反理性的。它只是认为人类理性有其限度，不足以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更不能创造出崭新的秩序。在它看来，社会秩序的形成及演化历时久远，有非人类智虑所能掌控者；法律出于风俗习惯，亦非人类意志可以任意改变。因此，立法者欲行改革，不能一味引据新理念，而必须保守传统，尊重历史，无违于社会民情，循序而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