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法理派最重要的支持者庆亲王奕劻领衔上奏，请求将新刑律立即交资政院审议，以便施行。对于当时莫衷一是的中西古今之争，这篇奏章有如下总结性的论断：
窃维议律之与议礼，皆为历代朝野聚讼大端，而当创改之初，新旧异同，尤难期议论一致。惟法律所以维持政治，轨范人民，其文野进退之机，皆视乎此……今各国刑律，皆除其旧日惨酷之习，以进于大同，则刑律之是非，但当论收效之治乱为何如，不必以中外而区畛域……总之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惟以合乎公理见乎治乱者为定衡。（《奕劻等奏为核订新刑律告竣缮具清单请旨交议折》）
因为站在总揽全局的位置上，这番言论不但讲公理，亦言是非，论治乱。然而，这种貌似全面的讲法并不能释除疑惑、终止论争。因为所谓公理为普遍之理，而治乱所重在其实效。一为原则指向的，一为结果导向的，二者虽不无联系，但性质不同，取向亦异。因此，依公理定是非，与视乎治乱以定是非，是为二事。比如依法理派之见，法律与道德两分是公理，无夫奸不入律亦然。但在礼教派看来，姑且不论此理是否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其有益于治否肯定是一个问题。在论及无夫奸问题时，陈宝琛就说：“盖社会之情形，率原于历史之沿袭，不藉其历史以为导引，遽以新理想行之，必与其社会不相副，与社会不相副之法律，无益有害。故无夫奸之规定，在中国有之，无赫赫之功；无之，则滋烈烈之害者，从来之国情民俗使之然也。”（陈宝琛：《陈阁学新刑律无夫奸罪说》）
可以注意的是，礼教派虽然注重理论和立法的社会实效，其论说重点也因此落在具体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上面，但并非全不言理，惟其所言之理，与法理派倡言的公理旨趣不同。法理派喜言之公理，乃是超拔于当下具体历史情境的普遍之理，而礼教派所说的理，则出于或者导向事实。陈宝琛就说：“法律之范畴，固不能与礼教同论，而法律之适用，不能不以事实为衡。斟酌夫国情民俗而因革损益于其间，有时舍理论而就事实，亦立法之公例也。”（同上）他又说：“夫法律不能与习惯相反者，立法上之原则也，此所以欧洲不能行而行于吾国也……中国之刑法，在世界上本为独立一种法系，其所长即在注重伦常礼教，与他国法律异趣。改良刑律止可择吾国旧法之不合理者去之而已，不当一一求合于外国法律，而没吾国固有之文明。法之不合于理者，虽数千年相沿之旧律……改之可也；法之合乎理者，虽外国无可援之例，不妨自吾国创之。”（陈宝琛：《陈阁学读劳提学及沈大臣论刑律草案平议》）表面上看，这种讲法像奕劻的一样，强调的也是普遍之“理”或“理”的普遍性。但细察其理路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普遍性。在内容的层面，合“理”与否，需要引入事实和习惯等因素来确定。换言之，礼教派所说的“公例”或“原则”，类似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主张，既是普遍适用的，又是特殊主义的，其普遍性主张与特殊性结论相互关联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