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
梁治平
【摘要】清末礼法之争的特异性，在于礼与法的异质性：前者为固有的，传统的，后者则是外来的，现代的。这种异质性在空间的方面，表现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中与西）；在时间的方面，则有社会变迁上的分别（古与今）。
【关键词】礼教派；法理派；异质性；社会变迁
【全文】
光绪三十三年，新刑律草案分则告成进奏，沈家本于奏折中云：“顾或有以国民与审判之程度未足者，窃以为颛蒙之品汇不齐，而作育大权实操于上，化从之效，如风偃草，陶铸之功，犹泉受范，奚得执一时之风习而制限将来之涂辙。”以当日情形而论，国民程度不足，审判制度不备，这些当为事实。沈家本翌年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为实行新刑律之前的过渡。他在奏折中坦承，上年进呈之新刑律，“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为宗旨。惟是刑罚与教育互为盈，如教育未能普及，骤行轻典，似难收弼教之功。且审判之人才，警察之规程，监狱之制度，在在与刑法相维系，虽经渐次培养设立，究未悉臻完善。论嬗递之理，新律固为后日所必行，而实施之期殊非急迫可以从事”（《编定现行刑律以利推行新律基础折》）。问题是，怎样算是“急迫”？必行新律的“后日”定在何时才算恰当？倘新律实施之际，仍与民情风俗不能相合，应当如何调和？在当下与未来、现状与变革之间，如何确定改革的次序和时间表？什么样的程序与方法可称妥当？在这些问题上，法理派同礼教派显然难以达成共识。
湖南巡抚就新刑律草案所作的签注颇具代表性，其原奏云：“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将欲改全国之制，立万年之基，则必斟酌国民之程度，审查现时之大势，以为因笔损益。即在各国改制之初，亦必历无数阶级始得有今日文明之制，而推其进步之不已，则后之视之或又有更胜之处。此固非少数人之心思学力规划一时便能永垂久远者也。”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经验式的渐进改革立场，它强调社会演进的阶段性，注重改革条件，对自上而下人为规划的有效性抱有怀疑。相比之下，东三省总督在其原奏中强调的是另一个方面：“见在之风俗民情与草案微有不合。但立法宜垂久远，岂能狃目前之习以薄待将来？故以新律著为常经，以专章暂资遵守。施行以渐，既无躐等之嫌，公理所存，安用一偏之议？” 在这个“立法”对“风俗民情”、“将来”对“目前之习”、“公理”对“一偏之议”的公式里，前者对后者的优越性不容置疑。修律变法，就是前者战胜和支配后者的过程。这正是法理派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