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同犯罪形态下的绑架犯罪认定问题
在多人共同实施绑架犯罪的场合，由于分工的不同以及具体犯罪故意内容的差异，不同犯罪分子触犯的罪名可能不尽相同，不一定一概以绑架罪论处。共同犯罪分子在成立共犯的前提下，分别适用不同的罪名，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及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成立共同犯罪与对共犯者最终适用怎样的罪名是两个概念，并非要求所有的共犯者都触犯同一罪名。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分子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刑法对此设置了不同罪名的，可分别定罪。这样的情形在刑法中并不鲜见。例如，刑法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三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中，区别在于行为人在组织卖淫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不同。在组织卖淫犯罪中，司法机关根据各个犯罪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的作用大小，可能适用不同的罪名。犯罪主体存在差异，刑法对此设置了不同的罪名，也可分别定罪。例如，刑法规定了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分别适用单位受贿罪、受贿罪的罪名。又如，刑法在行贿犯罪方面设置了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等罪名，在涉及单位与自然人行贿，从中又有人介绍贿赂的，虽然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但由于存在多个相关罪名，最终对共同犯罪人适用的罪名也可能不同。司法实践中对此亦持肯定态度。
多人实施绑架犯罪的司法认定较为复杂，指使者与实施者的犯意有所不同，或主要实施者与帮助实施者的犯意存在差异，都可能影响到对共犯者犯罪行为的评价。指使者出于故意杀人的意图，而实施者系为获取报酬帮助指使者绑架被害人的，应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罪名呢？被告人王军娴因与被害人陆惠娟的丈夫张剑刚产生私情而与陆发生冲突，意欲加害陆。王军娴雇请曹汉标、张华光、李亚等人帮助其劫持陆惠娟，后者在获取所谓报酬后将陆交给王军娴处置。王即与其女儿沈安妮将陆带至郊外，以窒息方式杀害陆。[6]从全案看，可分为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受指使者采用暴力方式劫持被害人陆惠娟为人质，在第二阶段，指使者王军娴纠集其女儿采用暴力方式杀害被害人陆惠娟。受指使者采用暴力方式劫持被害人陆惠娟，其目的在于获取非法报酬，无证据显示其主观上知晓指使者王军娴是为了加害被害人，因而不能认定受指使者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故意，也无须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受指使者的行为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该案受指使者的绑架行为应当属于绑架罪中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情形。所谓“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一般是指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以外的目的，例如满足不法政治诉求、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捕等，劫持他人为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的诉求对象一般是被绑架者的亲属，而劫持人质型的绑架罪的诉求对象比较宽泛，可以是被绑架者的亲属，还可以是与行为人存在利益关系的公司企业等单位，等等。行为人出于赚取绑资的动机而帮助指使者实施绑架犯罪的，其绑架行为的诉求对象自然针对的是指使者，可纳入“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