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宜完整全面地评价绑架犯罪
在犯罪分子抢劫、绑架动机不明的情况下，要全面地审视其行为，不能片面地、割裂地进行刑事评价，防止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除少数犯罪分子具有明显的绑架意图而实施绑架犯罪外，多数犯罪分子主观上抢劫、绑架的动机并不十分清晰，两种犯罪意图多交织在一起，抱着能抢就抢、抢厂主外如能再勒索其家人一笔钱款更好的主观态度。我们应全面分析犯罪分子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包括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行阶段的行为。以尹某、于某某绑架案为例加以说明。该两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已经预谋绑架犯罪，准备抢一辆“黑车”作为实施绑架的犯罪工具，表明其主观上有绑架的犯罪意图。此后，在实施抢劫“黑车”司机的过程中，两行为人又实施了勒索被害人家属财物的行为，显示出其绑架的犯意始终较为明显。在索要到财物后，两行为人将该司机杀害。[5]如果将两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那么就遗漏了对其之前的预谋绑架行为的刑事评价，显然罪名认定不够完整。而以绑架罪一罪论处，完整覆盖到两行为人的犯罪预谋、犯罪实行阶段的所有行为，既顾及行为人预谋绑架的绑架预备行为，也涵盖了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杀人行为，刑事评价更为全面科学。反之，如果采取分段认定的方式确定罪名，则需要认定绑架罪（预备）、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罪名认定极为繁琐，刑事评价呈分散状。在抢劫、勒索被抢劫者家属钱财行为先后出现的场合，抢劫行为被绑架行为吸收，应认为行为人实施的犯罪已由抢劫罪转化为绑架罪，属于刑法理论中的转化犯，按重罪吸收轻罪的评价原理，应最终认定为绑架罪一罪。
（三）如何评价犯罪分子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财物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财物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认定罪名：如果行为人直接告知被害人家属已控制被害人，并以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相威胁，向其家属索要钱财，构成绑架罪；如果行为人通过被害人转达勒赎请求，以使被害人亲属完全相信其被控制的事实，应认定为绑架罪；如果要求被害人不能告知其被控制的事实，而是由被害人编造其他理由向其家属索要钱财，其家属误以为其因正当事由需要钱财而提供的，视作被劫持的被害人交付钱财，构成抢劫罪；如笼统地要求被害人向其家属索要钱财，至于被害人以何种名义向其家属索要钱财在所不问，此时应看被害人家属是否感知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能感知或无证据证明感知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观点不够科学，且混淆了绑架罪与抢劫罪区分标准。理由是：其一，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为掩盖其犯罪行为，大多会让被害人编造各种理由向其家属索要财物，甚少直接让其表明已被绑架。以被害人是否直接说出自己被绑架作为绑架罪的成立条件，无疑不当缩小了绑架罪的成立范围。其二，刑法关于勒索财物型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在客观行为上只要求具备两种要件，一是勒索财物，二是绑架他人。对于勒索财物要件，刑法并未再要求必须以明示绑架为前提索要财物。笔者认为，将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理解为以绑架行为为后盾索要财物即可，至于是否要求被害人说出自己被绑架则在所不论，否则会导致绑架罪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被害人家属的理解分析判断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被害人自身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暴力控制，以至司法判断过于随意和片面。其三，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索要财物的对象是被绑架者之外的第三人，抢劫犯罪劫取财物的对象是被抢劫者本人，以财物的获取来源作为判断标准符合刑法关于绑架罪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且明确清晰便于司法操作，没有必要再掺杂第三人一方主观上的认知情况。其四，过去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将某些第三人不太清楚被害人是否被劫持的案件以抢劫罪论处，往往是出于量刑均衡的考虑。绑架罪的起刑点是十年有期徒刑，而抢劫罪的起刑点是三年有期徒刑，显然绑架罪的刑罚要重于抢劫罪。对某些犯罪情节较为特殊，犯罪分子具有轻缓情节的绑架犯罪，司法机关出于调节量刑的目的而改为认定抢劫罪，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规定的背景下，以调节量刑规避适用绑架罪罪名的客观需要已不复存在，对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完全可以在量刑时做到罪刑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