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济属性的嵌人改造了国家结构与组织机构的设置，促使国家按照实现经济职能的需要确定中央一地方关系，设置具体的职能部门。国家结构主要是指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处理的问题，不管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国家。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结构都不是人为刻意选择的结果，而且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高效率的调控能力一样可以被联邦制国家所借鉴；反过来，并不是必须改行联邦制才能享受到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良好的证明。其实，只要以经济职能为核心，国家的重心一旦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就必然会发现铁板一块的“单一制”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会妨碍各个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建设而展开的竞争，而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繁荣与增长。经济属性对国家的嵌入促使国家摆脱纯粹的政治考虑，转而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构筑全新的“央地关系”，同时，也促使国家围绕最大化地服务经济职能来设置其具体的组织机构、职能机关。以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依据而设置国家组织机构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性职能机关的数量显着增多，在为了实现某种单一国家职能而设置的国家机关中，为经济职能直接设置的机关是最多的，这还不算其他一些机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职能。二是经济性职能机关的职权要显着强于其他机关。在实践中，往往是党政一把手在整体上主管经济建设，常务副职直接对经济发展负责，每个常委则分工负责具体的部门或行业，这种围绕经济建设而进行的政治力量配置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组织而具有的保守、呆板的传统，代之以积极、创新、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3．经济职能的嵌入改变了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塑造了积极参与经济发展、努力参与制度创新的“官僚行动集团”。经济职能对官员个人的嵌入激发官员主动学习、掌握经济理论和知识，官员受到各种激励认可这种经济职能，进而产生出创新冲动，敢于打破陈规、敢于试错、敢于承担责任，尽一切可能在经济能力竞争中争胜。这样一种“争胜群体”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行动集团”。[8]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属性对官僚人员的嵌入可以促使他们主动迎合经济规则，通过经济能力和绩效的竞争将自己改造成具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行动集团，在行为层面主导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轨。“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官员承担了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9]随着这一机制的普及和深入，中国官员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开始形成，官员个人能力和制度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政治统治集团的重视，对官员的驯化逐渐渗入专业要素，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和技能培训受到与政治培训同等的强调。这种习惯与规则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为微观意义上的政府经济行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另外，个别官员在这种改造和重塑过程中获得了更强的能力从而在经济能力竞争中胜出，必定会导致其他官员的大规模效仿，从而展开新的竞争，这是改革开放在微观政治领域取得的一种令人感慨的良性循环。
4．经济职能的嵌入重新塑造了国家的理念特征和行为结构，从而激发出新的外部效应。在国际化和全球化引发民族国家大竞争的当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想打破诺斯悖论：既能依靠国家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实现经济的增长以立于不败之地，又能管住国家这个“必需的恶”，防止国家产生的负外部性毁灭整个社会。国家如此强大，如何在依赖和利用它的正外部性的同时，解决它的负外部性呢？实践中最普遍的做法是通过选民投票构筑政治竞争机制，但选举政治并非万能，频繁的选举斗争和政治角力往往非但不能根治国家弊病，反而会拖垮经济连累民生，迷信“公共选择”是行不通的。对这个两难悖论的最佳回答，其实就是经济职能的嵌入自然而又强烈地改变了国家的外部效应。国家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塑造了一种实用主义、利益导向的行为逻辑，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或重塑央地格局、设置国家机关，再加上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学习能力和高度创新精神的官员企业家群体，这样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经济化”了。一方面，经济国家将自己强大的正外部性聚集到经济职能中来，运用国家力量进行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实现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难以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客观存在的负外部性，经济国家的做法不是单纯的监管，而是通过促使官僚人员主动迎合经济规则、提升自身的制度能力、参与经济能力和绩效的竞争，在微观上重塑国家的行为方式。经济国家并不排斥各种各样的监督机制，但它的做法是以经济的需要为核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引入监督机制，通过构建一种积极、正面、公开、公正的经济能力竞争机制和经济绩效考核机制塑造出一种官员价值的实现机制，以替代官员对私人利益的不法追逐。易言之，经济职能嵌入国家激发出的正外部性，能够提升国家的竞争能力；反过来各种监督机制又嵌入经济职能，使得国家及其官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至于脱轨，不至于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而无法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