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手段整合性。国家为了实现各种职能而采取的手段是多样的，但与其他职能相比，国家为实现经济职能而采取的手段具有突出的整合性。也就是说，一旦设定了发展经济的目标，政府会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摆脱各种束缚、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完成这一目标，包括经济手段、政治手段、文化手段和法律手段，常规手段与应急手段，正式手段与非正式手段等等。在发展经济这样一种高度单一、集中且构成强大激励的目标推动下，国家采取的手段不可能拘泥于任何一种，即便有意识形态等因素附加的枷锁，冲破枷锁、海阔天空也是必然的趋势。为了完成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目标，就必须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手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国家在其演进历程中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向实践性靠拢、实用性日益增强，而这种实践性、实用性明显被经济职能所强化，并且体现在为了实现经济职能而高度整合一切手段和资源上。经济职能导致的手段整合性在实践中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增强了国家经济行为的效率，一切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为中心，必然会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迫使政府提高经济决策及其执行的效率。手段整合性的第二个效果就是提升官员的能力，迫使官员提高自身素质、加强专业素养。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要想将同样错综复杂的各种手段运用得得心应手，除了加强学习之外别无他法。加强学习的同时就是刺激官员养成创新精神，墨守成规的官员不可能在发展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在失败面前缺乏改进能力的官员同样如此。真正能在经济职能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官员，必定具备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经济职能制造了一种强而有效的筛选过滤机制。
最后是效果辐射性。经济职能在目标上的集中性、手段上的整合性，必然导致其效果具有辐射性。综观政治统治、社会公共管理、思想文化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导向、司法裁判与救济、军事国防与外交等各项国家职能，没有一个职能像经济职能这样能够覆盖国家职能的整体框架、能够对其他职能形成强烈的辐射作用。马克思主义有一句经典名言叫做“经济决定政治”，现代国家政治统治职能的根本，就在于国家在经济职能上表现出来的绩效。倘若一个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实施有效的社会公共管理，倘若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供养得起一批职业化的警察队伍和专门化的监狱设施，国家何以保证社会的公共安全？倘若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建设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涵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国家如何保证民众安居乐业？而如果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社会安全和稳定都保障不了，又如何去引导社会思想、文化以及主流价值观？在整个国家职能体系中，经济职能的作用就类似于一个原子核，辐射并影响其他职能，正是这种辐射性，导致任何一个国家欲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强化和优化经济职能。而一旦把国家行为的重心调整到经济职能上来，一旦经济属性成功“嵌入”国家体制，经济职能的辐射性会产生路径依赖效果，进而使国家在利益属性、国家结构与职能机构设置、官员行为模式、外部效应上产生诸多的特殊性。
（二）经济属性的嵌入对国家的影响
嵌入理论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中并产生了经济秩序。”[7]国家经济职能的特殊性就类似于经济行动对社会结构的“嵌入”，即经济职能作为一种属性嵌入到国家体制中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在传统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主权组织具有的属性与特征。
1．经济属性的嵌入使得不同的国家机关、各个地方政府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并围绕这些诉求展开竞争。国家一旦把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其行为必然受利益导向。作为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政治体，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还是作为国家组成部分之一的国家机关或地方政府，都必定会有其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是政治体之所以成为政治体的要义之一。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经济职能需要通过具体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实施，经济职能实际上放大了政治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的出现是重要的，它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组织一旦形成，就会针对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展开竞争，政治资源的分配方式开始向经济绩效靠拢，政治资源的获取与利益的生产分配挂钩。这就导致不同国家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围绕这种“经济一政治”的复合利益进行竞争，而这种竞争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