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能力，宪法学有一个表述，宪法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私人权利”，但至少美国的宪法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宪法转型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国家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塑造国家能力的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说过一段耳熟能详的话：“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部或内部控制。在创设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此：你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接下来再使政府有责任自我控制。”我们一定要看到麦迪逊的“首先”和“接下来”，原文分别为“first”和“in the next place”，逻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内开篇就讲道，“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程度。”亨廷顿所说的“政府的程度”其实就是国家能力的另一种表述，只是宪法学者现在更喜欢讨论“政府的形式”。也是在这本书中，亨廷顿阐发了麦迪逊的判断，“权力在能够被限制之前首先必须存在”，“人可以有秩序却无自由，但却不能有自由却无秩序”，因此，首要问题“并不是自由，而是创造一种正当的公共秩序”。
但亨廷顿认为，美国生来就具有一个政府，所以美国人只懂得如何限制政府，而不知道如何创造政府，这或许是一个有偏差的判断。有关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已经表明，美国人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们擅长建设“看不见”或者“尽可能不显眼”的政府，即便是19世纪，美国也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弱国家”，只是我们用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理论是无法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
在纪录片《大国崛起》中，阿克曼在讲述费城制宪时说，“在1787年宪法中，关于成立国家政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就会被欧洲列强所摧毁，我们需要一个中央政府。”阿克曼的话其实连接了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的问题。有关建国秩序的地缘政治宪法问题，我们可做两方面的解读。
首先，1776年至1787年间的北美大陆是一个列国体制。在战争结束，北美列国失去共同敌人后，它们在贸易和疆土上的冲突可能会让新大陆复制旧世界的命运，陷入一种“战国”状态，因此，制宪是“合众为一”，防止北美大陆重蹈欧洲的政治宿命，费城宪法在此意义上构成了北美诸邦的“和平协定”。制宪的实质是让原本inter-national的议题变为了inter-state的议题（而commerce这个词最初并不只是商务或贸易，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沟通），如果说前者要经过国际谈判才能解决，那么后者可直接由中央政治过程进行干预。直至林肯在论证美国不可分裂时，还在主张“和外人订条约能比朋友间订法律更容易吗？外人之间执行条约能比朋友之间遵守法律更容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