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来，故事会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讲起。如果我们看美国法学院内最常用的案例教科书，苏利文和冈瑟编撰的已经出到第17版的《宪法：案例与材料》，第一章就讲最高法院权力的来源与性质，第一个案例就是马伯里诉麦迪逊，相比之下，美国宪法文本的秩序首先是国会、其次总统，最后才是法院，《联邦党人文集》等到第78篇才论述司法问题。因此，这种叙事的材料其实是constitutional law，主要是法院的判例学说，而不是Constitution本身。由于我们对美国宪法的拿来主义，这种叙事其实也在塑造我们对美国宪法的想象，美国宪政在我们这里被误读为政治问题的司法化，也就是“大法官说了算”。
但事实并不如此，只要我们读过美国宪政史，我们就可以发现，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都有过“藐视法庭”的记录，从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到罗斯福，无一例外，如果法官真的就是宪法的声音，那么这些总统都是反法治的。而且，政治学家斯科夫罗内克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旧体制已摇摇欲坠，那么积极有为的新总统必定会和旧体制所培养的法官产生冲突，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就暴露了司法化宪法的一个断裂，一方面，我们都承认也必须承认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共和国的守护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内又不是守法主义者，怎么解决这个会让司法化论者感到尴尬的断裂？
我们在这里要超越司法审查的概念禁锢，回到宪法决策（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这个一般性的概念。美国宪法的主语是We the People，而不是We the Court，其宾语是国会、总统、法院和各州，也不只限于法院。换言之，政府各个分支都必须基于宪法做出决策，在决策过程中有权解释它所理解的宪法，非民选的法官不能垄断宪法的解释权。
有关宪法决策，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它与马伯里案同年发生，决策者其实就是马伯里案的实际被告，时任总统杰斐逊。路易斯安那购买由始至终都与法院没有关系，但它仅用一千万美元就让美国疆域扩展一倍，其宪政意义远大于马伯里。桑福德·列文森专门撰文说美国宪法课上不应讲马伯里，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们确实应该打破马伯里迷思对宪法学探索的禁锢，重访路易斯安那购买或许可以是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