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宪法学者必须寻找新的参照系，在此基础上重现发现真正值得我们研究、掌握、并且借鉴学习的美国宪法。这个过程既要求我们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对美国宪法的理解，又要求我们可以将美国宪法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它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宪法问题，因此是一个穿越在历史和现实、我者和他者之间的过程。劳伦斯·却伯在其新著《看不见的宪法》中引了惠特曼的一句诗：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中美参照系的一个起点。
中国当下确实面临着自己的宪法问题，边疆治理、代际政治、一国两制，而美国实际上也有着同样或者在功能上等价的宪法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美国并没有“政治问题司法化”，也无法参考美国现有的学说体系。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司法审查可以让中国宪法“活”起来——只要找到读过美国宪法解释ABC的人，由他们解释宪法，我们的宪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最大误读，这大概解决不了任何中国问题，它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基辛格可以写出《论中国》，傅高义可以写出《邓小平与中国转型》，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30岁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为什么中国人的美国宪法研究不可能超越美国法学院现有的叙事，最终形成对美国的理论输出？
美国宪法史的结构性特点
美国宪政史有两个结构性特点。
首先，美国是一个通过制宪建国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宪法共同体，United States是通过宪法才united起来的。因为宪法在先，美国在后，美国宪法史就可以讲成一部美国史，理解美国宪法也就是在理解美国本身。中国不同，无论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明秩序，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政治根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成文宪法。中国宪法史不可能讲成“上下五千年”，最多只能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不可能覆盖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全部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