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政策与执政党政策的关系
执政党政策，是指居于执政党地位的党派，根据自己党派的宗旨和利益需要、为了实践党派目标而依据党内议事程序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方略。如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制定和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政策、解放战争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等。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获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就具有合目的性与合法性。
关于刑事政策与执政党政策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界研究比较欠缺。我认为，理论上讲，执政党政策由于其主体地位（党派及党代表）、政策价值目标（党的宗旨利益）、政策内容本身的合目的性与合法性（审查主体是执政党）、议事程序（党内程序）等诸多方面所存在的特殊性，并不能当然地完全合乎社会公共政策所要求的社会性、公共性、有组织性、合目的性（一定社会公共价值目标）、合法性，从而执政党政策并不能当然地成为社会公共政策。尤其是其中涉及犯罪防控内容的部分，由于犯罪防控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其中可以动用的刑事类措施的特殊性，必须根据国家的宪法、立法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要求进行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合法性审查后，才可以获得刑事政策地位和被合法地普遍施行于社会。因此，执政党政策应当经过法律程序进行合法化之后，才可以转化为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合法化并不等于刑事政策法典化或者法律化）。
（三）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
关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的关系问题，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法律要以政策指导，另一方面政策又受法律的制约，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的学者在阐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而不仅局限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时，认为政策与法律的联系表现为：政策与法律都是国家管理及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共同调整、控制和规范社会关系；党的政策是法律的内核，法律是政策的定型化和具体化；执政党的政策除了党务方面的政策外，许多政策表现为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法律是实施政策的重要保障。{32}有的学者认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二者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前者表现为政策和法律的同一起源、同一本质，后者表现为政策指导法律、法律体现政策。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为二者互为依据、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法规依据政策而制定，而社会政策和法规本质上是一致的。{33}苏联学者认为，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关系原理主要有三个：一是刑事政策与任何政策一样，和法紧密相连；二是国家的刑事政策如同国家的其他政策一样，在法律中得到体现；三是刑事法律在国家刑事政策的表现形式中占据中心地位。{34}不过，尽管学术界都一致认为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但是对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具体内容，学术界却有不同看法，其中比较典型的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认为，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灵魂和依据，法律则是政策的具体化。{35}现代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项刑事立法都必定受一定刑事政策导向，任何一项刑事法规的执行也无不受到一定刑事政策的调节，这就在客观事实上决定了刑事政策论在刑事法学系统中的主导地位；不过，刑事政策与刑事法规不可彼此替代。{36}有学者明确指出，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是刑法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根本保证；刑事政策是刑法制定的依据，刑法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刑事政策对定罪的指导，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定不定罪，定什么罪，如果离开了刑事政策的指导，是难以确定的。{37}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认为，刑事政策乃站在指导修正现行刑法将来立法之地位。{38}
二是认为，刑事政策与刑事法的关系是一种以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为主的复杂关系。如有学者指出，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的关系问题上，我国的刑事政策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刑事法律的灵魂，但是并不仅仅是刑事法律的灵魂，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刑事政策体现于刑事法律之中，但某些重大刑事政策可能并没有为法律所足够体现，也没有为刑事政策实践所充分实现，因而其价值主要表现于表态作用和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在法律规定不明确而需要政策规则出场的情况下，政策又十分缺乏，有时名义上的刑事政策可能并不存在或者基本上不存在。虽然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的适用，但刑事司法活动中只有刑事法律才是审判刑事案件的直接标准。{39}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规范的适用获得了指导地位，尽管这一地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刑事法规范是形式化的工具理性，而刑事政策属于非形式化的目的理性。{40}另有学者指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复杂关系主要表现为“辩证关系”：刑事政策引导和调节刑法的制定和适用，刑法则提供和限定刑事政策作用的界域。{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