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刑事政策观同时就决定了对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但是也需要说明，上述狭义和广义的刑事政策观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不同学者所坚持不同的刑事政策观（广义的或者狭义的刑事政策观），都是在将刑事政策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分歧：狭义的刑事政策观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同刑事法律措施相关的所有刑事法律政策，包括刑法政策、刑事诉讼法政策、刑事执行法律、犯罪人处遇政策”；广义的刑事政策观则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扩至“同犯罪防控相关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包括以刑事法律为表现形式、以刑事类措施为手段特征的社会公共政策，还包括不具有刑事法律的表现形式或者不具有刑事类措施的手段特征、但是具有防控犯罪价值内容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二者分歧的焦点仅仅在于，是否将“不具有刑事法律的表现形式或者不具有刑事类措施的手段特征、但是具有防控犯罪价值内容的社会公共政策”纳入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针对上述情况（共识与分歧），我国有学者指出：现代西方国家研究刑事政策问题的基本趋势是从广义上认识和把握刑事政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现象的综合分析，对犯罪现象以及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法措施的解析；它同时也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广义的犯罪现象的打击与预防所提出的问题的社会和法律的战略”；这样，如果我们一味坚持狭隘的刑事政策观，不仅妨碍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阻碍我国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发展与兴旺，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刑事政策实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12}因而我国“近些年来，广义的刑事政策观也慢慢地被人们所接受”。{13}
笔者在基本立场上主张广义刑事政策观，认为刑事政策的概念在基本层面上可以明确限定为同犯罪防控相关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既包括以刑事法律为表现形式、以刑事类措施为手段特征的社会公共政策，还包括不具有刑事法律的表现形式或者不具有刑事类措施的手段特征、但是具有防控犯罪价值内容的其他社会公共政策。广义的刑事政策观不但具有语言学和逻辑学上的合理性，即可以相对合理地将刑事政策广义地理解为“犯罪政策”或者“犯罪防控政策”，将其基本含义理解为“为解决犯罪问题而采取的社会公共政策”，显然这种“犯罪政策”、“犯罪防控政策”或者“为解决犯罪问题而采取的社会公共政策”不能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刑法政策、刑事诉讼法政策、刑事执行法律、犯罪人处遇政策”；而且，这种广义的刑事政策观还具有更加有效地解决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犯罪问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科学实践价值，因为事实上，犯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医疗福利等事务）的全面协调和有序发展，有待于动用包括刑事类措施与非刑事类措施的综合性手段，而不单单是犯罪人问题、刑事类措施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广义刑事政策概念准确界定为：刑事政策（广义）是指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基于一定的社会公共价值目标（共性价值目标）并以防控犯罪为个性价值目标而有组织地采取的一系列方略。
这种广义的刑事政策概念表明，刑事政策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刑法政策或者刑罚政策，而是将其置于犯罪防控和社会公共政策这种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和解读刑事政策这种特殊现象。因此，从价值目标内容上看，只要是以犯罪防控为己任（个性价值目标）的社会公共政策，就应当将其归置于刑事政策来研究。从政策措施内容上看，只要是动用或者涉及了“刑事类（具有刑罚性质的）措施手段”的社会公共政策，就必须将其归置于刑事政策来研究。即任何一项社会公共政策，只要在其中动用或者涉及了“刑事类（具有刑罚性质的）措施手段”，就必须将其归置于刑事政策来考察其合法性（即在合目的性之外另外增加合法性考察）。如劳教、保安处分等实体上剥夺或者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以及刑事诉讼、纪律程序等程序上涉及剥夺或者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等，都应当纳入刑事政策进行合法性考察。当然，非以犯罪防控为己任（个性基价目标）的一般社会公共政策，不纳入刑事政策来研究；但是必须强调，当这种“一般社会公共政策”中包含了动用“刑事类（具有刑罚性质的）措施手段”，就必须将其归置于刑事政策来考察其合法性（即在合目的性之外另外增加合法性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广义刑事政策观并不影响刑事政策研究中的特殊研究策略。虽然广义的刑事政策应当包括直接“以犯罪防控为个性价值目标”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但是在刑事政策的研究策略上，学者可以选择其中同时具备价值目标内容和政策施内容“双重特殊性”的那部分内容（即“以犯罪防控为个性价值目标”并且其中动用或者涉及了“刑事类措施和策略”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同时，刑事政策学研究应当借鉴并运用公共政策学、软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如系统理论、复杂理论、决策理论、综合集成理论、模型理论等，以更加有力地充实和完善刑事政策学理论系统。
二、广义刑事政策的关系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