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同国际义务的“协调解释”（harmonious interetation）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庭在解释投资条约义务时，可以通过对不同国际义务进行“协调解释”的方法使非投资国际义务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得以合理适用，并进而避免冲突的发生。例如，彼德·穆赫林斯基（Peter Muchlinski）教授就曾认为，投资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公平和公正待遇”保护，也可以被解释为同时要求外国投资者承担一定的义务，包括不得从事违背良心道德的行为的义务{22}567—598。这为从其他国际义务角度解读投资条约义务留下了空间。
在“Suez等诉阿根廷案”中，阿根廷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强调：阿根廷负有保护水权的诸多国际人权义务，这些义务与投资仲裁有密切的关系，其不仅可以作为投资争端可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这些义务角度透视BITs义务的解释和适用。如果仲裁庭能认真地对待这些义务，就能对国家的投资条约义务和人权义务作出协调的解释。[11]
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庭严重地依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适用{23}154—181，特别是其中关于条约解释的第31条（1）。[12]但是，国际投资仲裁庭还没有依据上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规则来解释BITs义务。例如，在“Myers公司诉加拿大案”[13]中，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1）的规定，认为加拿大在《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和加拿大与美国间的《有毒废物跨界协议》两个国际条约中的义务并没有发生冲突；但在解释投资条约中东道国对投资者的义务时，本案的仲裁庭却并没有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的规定，考虑国家在上述两个国际环境条约中的义务。国际投资仲裁庭解释投资条约义务的正确做法应是除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l条（1）外，同时适用第3l条（3），考虑“在投资条约缔约方间可适用的任何相关国际法规则”{24}554—566
二、适用进路之二——逐渐出现的国际投资法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庭组成的“临时性”以及国际投资仲裁中不采取“遵循先例”的原则，使国际投资仲裁中并不存在正式的“判例法”规则；但是，实践中，仲裁庭对先前相关或类似案件裁决理由的大量援引并常将其作为解释、裁判本案有关法律问题“权威”依据的惯常做法，使我们可以从已裁决的涉及非投资国际义务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探询出一些对以后同类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参考和指导作用的“逐渐显现的规则”（emerging rules）。通过这些规则可以使国家的非投资国际义务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适用，从而弱化国际投资仲裁庭过分偏袒外国投资者而严重漠视公共利益的立场。
（一）考虑国家的非投资国际义务与国际投资案件的关联性
当面对着被诉东道国争辩，因投资条约义务和它的非投资国际义务不相符，为履行非投资国际义务而违反投资条约义务时，绝大多数的仲裁庭总会毫不犹豫地去仔细审查其他非投资条约中的相关条款。
在“Myers公司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审查了当事双方发生争议的两个有关国际环境条约。仲裁庭指出：在不损害《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中有关条款规定的情况下，1986年加拿大和美国间的《有毒废物跨界协议》是实现对跨界有毒废物的运输进行管理的有效措施。接着，仲裁庭认为：“NAFTA第104条中规定了一些优先于NAFTA规则的国际环境条约，这其中包括《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但是如果缔约一方可以选择采取具有同等效果和合理的方法来履行这些义务（指国际环境条约下的义务），则缔约一方应选择和本协议（投资协议）条款有最少不相符的方法。”最后，仲裁庭发表了对《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与NAFTA投资条款间关系的分析结论：“……在一个国家为实现其环境保护标准而有许多具有同等效力和合理的措施可资选择的情况下，该国有有义务选择那些与自由贸易最相符合的措施。”在“SPP公司诉埃及案”[14]中，对于埃及的提出的“1975年12月17日已经生效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使其在国际层面上有义务取消金字塔绿洲项目（即香港SPP公司拟在埃及投资兴建的旅游项目）”的争辩，仲裁庭认为：“《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和本案是相关的，因为该公约在国际法层面上对埃及有约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