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本质地看，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与教育体制等除了解决各自承担的区域内的问题之外，它们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教化功能，都承担着影响并塑造人性、维护某种生活方式的不易被人察觉的重任。换言之，虽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政治、教育、经济、文化、体育、艺术、科学、伦理、道德等等，都被区域化的逻辑所支配。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独立运作规则，然而在影响、风化甚至塑造人性与生活方式上，它们却以隐黯的方式支持“场所化”的逻辑，它们都是教化体系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正视每一个系统的自身规则之外，便是要整体地考虑其承担的教化功能。一谈到教化的问题，便不能回避历史形成的孔教。制度与秩序不能仅仅靠律法来维持，而是要文教来担保。撇开孔教问题，很难想到任何一种文教体系在中国的脉络里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制度建设，如果脱离孔教基础，就会失去精神或灵魂。也只有立足于孔教的根基，我们才能理解渗透在我们的衣食住行、贯通于我们的意识与无意识中的那种生活方式，才能进一步纯化与提升这种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构造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对于几大轴心文明而言，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往往以肉身化的形式具体地展现出来，例如基督教文明中基督化的耶稣、佛教文明中的释迦牟尼、希腊文明中的苏格拉底等等。中华文明所理解的生活方式，则以孔子作为其肉身化的表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概括了这一肉身化了的文化生命的历程。虽然这一生命出生、成长在特定、具体的经验时空中，但随着两千年的文明实践的展开，这个肉身所承载的生命的“文—化”内涵不断被充实，因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鲜明，在两千年的历史世界中承担了重要的“文—化”（文而化之，即文饰具体的生命并化育滋润之）功能，其普遍性格得到了展现。中国文明的两大主干，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消化孔子的文化生命，即便是外来的佛教，也在消化它的过程中更新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这个肉身所象征的文化生命，并不专属于儒家，而是隶属于中国文明的全体。甚至可以说，孔子的文化生命，就是中国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它充分展现了这一生活方式所可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给中国的发展提出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能否最终接纳并更新孔子的文化生命，使得其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在当代世界延续下来并恢复活力。这个构想的另一个表述其实是，在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甚至教育制度等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几千年中国文明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能否持存下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的执政党、对中国的士阶层来说，乃是一个巨大考验。这比经济建设、政治改革还要艰巨。上述构想并不是要牺牲当前与今后中国的人民，让他们来做一个具有代价的实验，而是要在充分尊重个人生命的基础上，立足于他们生命的当下时空，通过千年中华文明，浸润、转化、提升他们的生命，引导其朝向更健康、更自由、更文明、更富于教养的上升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