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基金的用途。对于法院命令被定罪人向被害人支付的赔偿，基金对其的使用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而只是作为一个暂时的中转管理站，将该资金接受以后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支付给被害人及其亲属，不得将该资金挪作他用。《规约》设立基金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援助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所以，除了赔偿金以外，基金的所有资金都应当用于援助被害人；而且，也只有对于赔偿金之外的资金（以执行罚金和没收犯罪收益所得财产为主体），基金才真正拥有了作为管理者的自主决定权。对于被害人的援助主要体现为对于临时援助（如被害人在取得赔偿前所急需的医药和心理治疗等）、法律援助（如律师费用等）以及对集体的人道主义援助（如为被害人集体建立孤儿院、医疗中心等）。[8]
三、对我国的启示
对于犯罪收益进行没收并加以合理利用，是世界刑事法治发展的大趋势。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冻结、扣押及没收犯罪分子资产的专门性的法律规定。有关规定散见于刑法及其修正案、刑诉法、反洗钱法等法律文件中，但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9]远远不能够满足实践的需要。作为国际刑法条文，《规约》只有与国内刑事立法相衔接，才可能成为现实。[10]也只有将有关国际公约的内容在国内刑法典中予以体现，才能有效地打击国际犯罪。[11]所以及时借鉴《规约》和相关国家之规定，构建我国的犯罪收益没收制度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一）完善现有立法，扩大没收范围
我国没收犯罪收益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第64条，该条之规定应作以下改进：其一，理清“追缴”、“责令退赔”和“没收”三者的含义和关系，明确“追缴”和“责令退赔”的程序性强制措施的性质以及“没收”实体性处分措施的性质，避免实践中使用的混乱局面；其二，改变仅将“犯罪所得的财物”作为没收对象的现状，借鉴《规约》和澳大利亚《犯罪收益法》的做法，将犯罪所得的替代收益、混合收益和利益收益都规定为犯罪收益，明确犯罪收益包括从犯罪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的收益、财产或者资产，合理界定犯罪收益没收的对象范围，最大限度地追缴犯罪所得。其三，尽早制定专门法律。在《刑法》规定中固然能够促进犯罪收益的追缴，但犯罪收益追缴较为成熟国家一般都颁布了专门的《犯罪收益追缴法》，我们也应当根据我国追缴犯罪收益的迫切需要，及时将制定《犯罪收益追缴法》的工作提上日程，为建立全面而稳固的犯罪收益追缴制度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