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100元的代价，逻辑上有两种可能，一为履行合同义务，另一为返还不当得利。若为前者，则受让人与让与人之间应存在有效的合同，这与史尚宽先生“善意取得须存在有效的原因行为”的主张形成呼应；若为后者，则意味着二者之间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因为按照请求权基础理论，合同若有效，支付100元的代价就必须定性为合同义务的履行而非不当得利的返还。在把支付100元代价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的情况下，受让人与让与人之间显然不能说“发生与继受取得之同一效力”。因此，若认为受让人与让与人间的关系“仍发生与继受取得之同一效力”，则必须认定受让人支付代价的行为系履行合同义务，而其前提便是二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有效。
在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因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让与人处分权的欠缺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所以支付100元的代价是债权合同义务的履行。在我国，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情况与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有所不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1条进行解释，可以得出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与动产善意取得有如下关系。
若让与的动产已经交付，并且在交付前，权利人进行了追认或者让与人已取得处分权，那么合同溯及成立时生效，受让人通过该有效的合同继受权利，不构成善意取得。
如果在动产交付之前让与人未取得处分权，且权利人知悉了让与人的行为并不予追认，那么权利人将尽可能阻止让与人交付其物，可行的措施有向让与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甚至在知悉受让人的情况下对受让人发出通知。如果受让人得到通知，已难构成善意，即使后来标的物交付完成，也不能构成善意取得。即便权利人未为通知，其行使物上请求权也会使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交付存在障碍，最终导致善意取得因缺失交付的要件而不能构成。故若权利人知悉让与人的处分，不予追认而采取有力措施时，多数情况下难以构成善意取得。而此时，由于权利人积极地不予追认，合同确定无效。
若权利人不知悉让与人的处分，或虽已知悉却未表示是否予以追认，那么，在一段合理的期间内，该合同的效力待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权利人的阻挠，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交付能够顺畅地进行，故善意取得可以构成。而善意取得一经构成，受让人即确定地取得了权利，相应地，原权利人的权利丧失，自然也就不可能再享有追认的权利，因此，合同确定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