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法律适用法》生效之前，我国冲突法在许多方面赋予了法官一定程度的裁量自由，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限制。
（一）《法律适用法》生效之前我国冲突法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
在我国《法律适用法》生效之前，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2]都在许多方面赋予了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主要体现于合同、扶养、国籍、住所、营业所和侵权等领域，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途径主要通过最密切联系原则[3]和选择性冲突规范。
1．法官通过最密切联系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其自由的范围主要涵盖合同、扶养、国籍、住所、营业所等领域
在合同领域，关于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合同法》第126条、《海商法》第269条都作了类似的规定。这几条规定表明，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首先采用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在抚养领域，关于扶养的法律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除合同和扶养领域外，关于国籍、住所和营业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我国立法者也是通过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式给予法官裁量自由：
第一，关于国籍的积极冲突的解决。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82条规定：“有双重或者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
第二，关于住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意见》第183条规定：“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当事人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住所为住所。”
第三，关于营业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意见》第185条规定：“当事人有二个以上营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为准。”
2．法官通过选择性冲突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其自由的范围主要是侵权法律适用领域
迄今为止，在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及司法解释中，仅发现一条选择性冲突规则，即侵权领域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认定。1988年《意见》第187条规定：“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4]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上述具体法律适用领域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外，我国冲突法中的几种基本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例如，关于识别问题，我国立法尚无明确规定，虽然在实践中以法院地法为主要依据。又如关于反致，虽然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明确规定反对反致[5]，但该司法解释已经失效，而且主要针对合同领域，并没有明确在其他领域的情况。再如关于公共秩序保留，1986年《民法通则》第150条和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虽有明确规定，但总体影响力不大，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