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就是试图研究这种社会炼金术的运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森严的等级制度得以掩饰自己的本质，即它是如何把植根于经济与政治等物质权利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变成文化精英阶层温文尔雅之外不表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臧否人物的尺度，使一部分人活得尊严，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而社会炼金术的运作则使得无论尊严者还是沦落者都对自己处境的形成原因懵懂无知。[6]
在1984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美国大型企业中10％的理事会成员以及两个龙头企业中十五分之一的董事，只来自于十三所精英寄宿学校。这是因为垄断性大学加上高等的身世门第，极大的增加了进入公司“内部权力圈”的可能性。持有的特权教育学位与显赫的身世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谁将成为首席执行官，谁将任职于海外分公司，谁将进入主要商业协会的领导层。[7]
用布迪厄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教育，我们可能质疑教育是否公平？低收入阶层的孩子，代际传递下来的资本，与中产阶层相比，无论是父母的物质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都相差很大。低收入阶层的孩子，进入学校先天就有不足，加之学校也只于维持现状，因此，学业失败在所难免。如果再加上学校、家长、老师的负面标签以及排斥，低收入阶层的孩子在学校饱受自我挫折感与失败感，而高考教育的独木桥也不是他们能挤得过去的，学校教育对他们失去意义，在正常渠道走不通，成功之路断绝的情况下，滑入犯罪的漩涡。
从这一角度讲，青少年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要求社会的变革，制度的革新。
四、青少年犯罪预防与控制
（一）国外青少年犯罪预防与控制
青少年遭受暴力直接威胁着他们的基本人权。个人和社会都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金钱、专业技术和其他资源来解决这一国际性的问题。许多国际性组织更倾向用社会的而非法律的手段控制青少年犯罪。
大家普遍认为，越早介入越有利于防止青少年犯罪。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法，一些选择用刑法的威慑力吓阻潜在的青少年犯，使他们明白一旦犯罪后果有多么严重。
但大部分国家仍然更寄希望于社会控制与教育。他们采取的早期预防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
1.在经济层面上，对于靠工资养活自己的年轻人，社区专业的发展计划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会，专业培训和教育。新的工作环境以帮助是他们远离犯罪。
2.教育项目帮助青少年学会正确的评价自己，处理纠纷，克制攻击的冲动。拆穿犯罪团伙的伎俩，帮助他们用合法的行为来避免违法犯罪。一些人帮助问题青少年学习社会生存和技术技巧，用来避免冲突和克制感情用事。好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出来的孩子一般都拥有这样的技巧。在美国执法部门、学校、当地社区和青少年的父母都参与了这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