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长期以来，普遍把监狱管理关系仅仅看作一种刑事法律关系，把狱政管理行为作为司法行为对待，因而实践中对此类行为一般不允许提起行政诉讼，导致罪犯权利因缺乏司法救济而难以充分实现。如曾经发生的一个案例：原告徐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投送到某监狱服刑，刑期自1992年5月至1996年5月。1993年4月，该监狱二大队与徐某签订一份“承包协议书”，徐即按“协议”脱离监管从事海上捕鱼。当监狱得知情况后，通知徐某回监但遭到拒绝，1995年4月将其抓获。某监狱决定将徐某在外的时间不计入刑罚执行期，并就此向被告某省监狱管理局请示。某省监狱管理局作出批复，要求某监狱扣除徐某在外的时间。徐不服，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为由向某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某市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省监狱管理局作出批复的行为，属于刑事执法活动中的司法行为，不属具体行政行为，遂裁定驳回原告徐某的起诉。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徐某撤回上诉。[13]
笔者认为，监狱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特点，其中有些内容属于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但也有很多内容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对于那些具有行政关系性质的监狱管理行为，在发生争议时，不应一概排除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在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刑事执行的法治化、文明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有条件地实现监狱管理行为的可诉性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过，鉴于监狱的特殊职能与罪犯的特殊法律地位，可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监狱管理关系应有严格限制，即只有当监狱管理行为涉及到罪犯基本权利问题时，才允许罪犯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一般的狱政管理行为所引发的争议，罪犯可通过监狱内部的程序来救济。
（七）建立民间人士巡狱制度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由社会上的独立人士巡视监狱的制度。例如，在英国，每个监狱都设有一个独立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社会上12到20个业外人士组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每天至少有一名成员去视察监狱。他们在监狱进出自由，任何犯人都可以要求见委员会的成员并投诉。[14]在德国，监狱顾问委员会成员可视察监狱并了解有关关押、劳动、职业培训、膳食、医疗及改造等各方面的情况，可在监房探访犯人，可接受罪犯的申请、建议和投诉，还可提出各种有关监狱改良的意见。该委员会成员与服刑人的交谈和通信不受监督。在我国香港地区，具有独立地位的太平绅士亦定期探访监狱，巡查有关设施和服务，并接受囚犯的投诉。
在我国，虽然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巡视监狱，对监狱工作进行执法检查的做法，也有的监狱从社会上聘请执法监督员，以监督监狱工作。但这些做法并没有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因而也不可能经常性地开展，甚至有的流于形式。为更好地保障服刑人的权利，可以借鉴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建立制度化的民间人士巡视措施，增强社会力量对监狱工作的监督，体现司法民主化与行刑社会化精神。可考虑强化监狱执法监督员的地位和职能，使之由政府直接委任而非监狱聘请，并由执法监督员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接受受刑人的投诉、参与调查监狱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使执法监督员的监督行为更具有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