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赞同假释权不属于审判权的观点，因为假释并不改变原判决，而只是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但笔者认为，将假释决定权完全归属于行刑机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这样虽然有助于提高假释的适用率，但由行刑机构直接决定假释，不利于对假释权的制约，容易导致假释滥用的倾向。从国外的情况看，许多国家倾向于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假释委员会来行使假释决定权，这样有利于促进假释适用的公正和效率。例如美国的假释委员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独立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法院和矫正机关的委员会，州假释委员会的成员一般由州长直接任命。另一种是联合的模式，这种假释委员会设在州矫正局中，但委员会仍独立行使权力。[8]
笔者以为，上述第二种模式更为可取，应是我国假释决定体制改革的趋向。完全独立的模式虽然能保持客观性，却未必能体现公正性，因为假释委员会同矫正机关的衔接、沟通不够，其成员缺乏对有关的矫正政策、计划等的全面了解，难免作出不当的假释决定。联合的模式则克服了这一缺陷，采取这一模式的假释委员会仍保留在矫正系统中，保持着对监狱行刑中某些问题的敏感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较为客观地作出决定。在假释委员会成员的组成上，除了给矫正官员分配一定的名额之外，应吸收一定数量的心理学家、医学工作者等专家及社区代表参加，以体现假释决定系统的开放性和专业性，强化假释决定权的社会化色彩。例如，加拿大的国家假释委员会就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机构，该委员会由来自加拿大全国的男女公民组成。他们的职业背景非常广泛，包括矫正官员、警察、法学家、律师、心理学家、商业界人士、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等，此外还吸收一定的土著民族代表参加，这样可确保委员会成员能代表不同的阶层和社区。每当委员会的职位出现空缺，就在加拿大政府公报上刊登招聘广告，面向社会公开选拔。[9]在重构假释决定权的同时，还应考虑相关的程序问题。假释委员会的决定应建立在听证的基础上，应保障假释申请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裁决，假释申请人还应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请求法院对假释委员会的决定予以审查。
（五）强化检察机关的行刑监督权
首先，应完善检察机关有关行刑监督的内设机构。目前，人民检察院内担负行刑监督的业务部门只有公诉检察、监所检察两个部门，公诉检察部门负责死刑立即执行的法律监督，监所检察负责死刑缓期执行和监禁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而对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措施的执行却没有专门的业务部门负责。为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对非监禁刑罚措施的执行进行监督，以保障监督的成效，推进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
其次，应扩大行刑监督部门的相关权力，以提高监督力度。当前，检察机关在履行行刑监督职责的措施上缺乏刚性，如对认为违法或者不当的行刑方式变更、刑期变更的裁定，只能提出纠正违法建议，但这种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建议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执行过程中具有调查权，同时规定行刑机关对检察机关的调查进行配合的义务。如日本有关立法规定，刑务所等刑事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应协助检察官，按照检察官的指挥和决定执行刑罚。[10]为避免执行机关对具有证人身份的被执行人的干预和影响，还应当建立执行回避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被执行人调换执行机构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