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尚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执行系统，也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的缓刑官、假释官那样专业化的社区刑罚执行队伍，这大大地影响了非监禁刑的行刑质量。在现行体制之下，除了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等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外，缓刑、假释、管制等非监禁措施的执行均由公安机关承担，但公安系统内部没有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刑事执行工作，实践中一般由基层派出所执行刑罚。由于公安机关担负着刑事侦查、治安保卫等职责，任务十分繁重，在非监禁刑的执行方面往往力不从心，同时，过多地承担教育改造职能会分散公安机关的精力，影响其履行法律赋予的主要职责。此外，从刑事司法系统内部的分工与制约关系看，公安机关属于侦查机关，让其再承担部分行刑职能，不利于体现“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非监禁刑执行体制的不健全反过来制约着非监禁刑的适用。按照现行体制，人民法院在适用缓刑和假释以及监狱在提请假释时，均要征求罪犯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的意见，而公安机关因警力紧张、无力承担监管改造任务，常常作出否定性的答复，这在客观上限制了非监禁刑的适用。假释适用受公安机关意见左右的这种状况，被有人称之为“释与不释，公安在管”。
（四）对行刑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
作为行刑职能主要承担者的监狱系统，是一个具有高度封闭性的机构，而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环境中，很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同时，罪犯的人身置于狱方的直接控制下，其权利易受到监狱及其管理人员的侵犯。因此，必须加强对行刑权的监督制约，以保障行刑公正、防止行刑权滥用。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监狱行刑工作进行法律监督，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基本上在各监狱都派驻了从事行刑监督的检察人员，他们在维护罪犯权利方面担当着重要职责。但是，从实际效果看，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的监督状况并不尽人意，相当一些行刑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纪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如应当交付监狱执行的却放在看守所、应当收监的而不收监、法院责令被告人判前预交罚金等。行刑权失范、滥用现象背后，折射出检察机关的行刑监督的力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仅靠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不够的，有必要适度发展社会监督及司法审查机制，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行刑监督体系。
二、我国刑事执行权合理配置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统一行刑权
从国外的情况看，刑事判决的执行大都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和全面负责，一般均由司法部负责（有的国家的最高司法行政部门被称为法务部、法务省等）。如在法国，司法部不仅对监狱系统实施管理，还负责解决缓刑、监外执行、犯人刑满后重返社会等一系列有关刑事判决执行方面的问题。在美国，司法部（包括联邦司法部和州司法部）管理和监督全国所有监狱及其他惩戒机构，包括管理对缓刑犯、假释犯等进行矫正的社区矫正中心。在日本，罪犯改造机构分为矫正局和更生保护局两大部分，二者均受法务省领导，矫正局主要负责监狱行刑，而更生保护局主要负责缓刑、假释等社会改造措施的监督管理。[2]在俄罗斯，1998年完成了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将行刑职责由内务部移转给了司法部，基本上实现了行刑体制的一体化，即中央司法部及地方各级司法局（所）是俄罗斯刑事执行的主体，而内务机关即俄罗斯的侦查机关不再参与具体的刑事执行工作，法院除了执行剥夺专门称号、军衔或荣誉称号、职衔和国家奖励的刑罚外，也不参与其它刑事执行工作。[3]综上，虽然各国在刑事执行机构的具体设置上各具特色，但都注重行刑权的统一性，以及行刑机构同其他刑事司法机构的有机协调、合理分工和相互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