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私法的社会化

　　私法社会化在民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对所有权绝对自由的限制以及无过错责任的出现。亦即从主体抽象平等发展出主体具体平等、从绝对所有权发展出相对所有权、从契约自由发展出契约正义、从过错责任发展出严格责任{23}166-220。

　　在商法领域社会化的程度更甚于民法，其中公司社会责任尤为典型。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是投资者的公司，应当为投资者负责，应当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现代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不仅是投资者的公司，而且还是劳动者、消费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公司，是社会的公司，应当为社会负责。这里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主要包括人权、劳工权益和环境三个方面，其中劳工权益是核心。公司的“责任性投资”理论认为，对公司的投资应当是“对社会负责的投资”，应当将融资目的和社会、环境以及伦理问题相统一。它要求公司在对其盈利能力加以“合理”关注以外，同时也关心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这两项对所有公司生存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因素{2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社会责任国际运动的热潮。西方企业管理也从工具人、经济人进化到了社会人、观念人的阶段。《世界人权宣言》的思想逐步渗入到企业管理中，利润最大化不再是唯一的目标。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企业从被迫到半自觉的选择，如果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公众就会迫使其承担。1997年，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AI：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全球首个道德规范认证标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其宗旨是协助公司建立、维持和改善公司政策和程序，在公司可以控制和影响的范围内，管理有关社会责任的事务，从而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目标的统一。它是一项公司人权认证标准，其具体条款绝大部分源自核心国际劳工公约，主要包括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利、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和管理系统等方面的内容。SAI在全球共授权九家机构开展认证活动。SA8000标准试图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一样，成为一套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国际标准。到2004年4月底，全球通过SA8000的企业已有400家，涉及40个国家和40个行业{25}7。

　　2004年经合组织对《OECD公司治理准则》1999年版作出修改，2004版较之1999年版，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明确将员工包括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范围内，要求公司治理框架应承认法律规定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利，并鼓励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财富、工作和财务稳健、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其中规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应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在受到侵害时应有机会获得有效的救济；禁止以提升业绩作为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条件；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个体应有权自由地同公司董事会就公司的不法或不道德的做法进行交流，并不得因行使该权利而妨碍其他权利的行使；董事会应该具有很高的伦理标准，应该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我国新《公司法》（2005年）较之原《公司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视。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分则中关于劳动者、消费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亦更为全面，其中，关于劳动者利益保护的规定更为突出。例如，第52条在原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的基础上，增加了“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的规定；第71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五人，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第45条第2款和第 68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第 45条第2款和第109条第2款还规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

　　3、第三法域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法域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域。

　　第三法域从其内容扩张的角度看，其发展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工厂法阶段，以英国1802年《学徒健康和道德法》为开端。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劳资矛盾恶化，既危及资产阶级统治安全，又导致劳动力资源萎缩与枯竭。于是出现了最早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私法社会化精神的立法，它确认国家为保护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而对私人经济进行干预。现代劳动法就肇始于这一阶段的“工厂法”。第二阶段即社会保障法阶段，起始于德国1883年《劳工疾病保险法》。此期间，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贫富群体日渐扩大，贫富差别加剧，社会风险因素日渐增多和严重，国家干预就由对劳动者的保护扩展到对贫困者的救助。现代社会保障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宪法为依据，以劳动法为基础，以社会保险法为核心，兼有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和社区服务法等内容的法律部门。第三阶段即经济法阶段，起始于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垄断出现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弱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普遍受损，竞争机制受到排斥，宏观经济均衡赖以实现的微观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救治和防范，还是战争的应对，都需要国家干预的触角由社会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于是，在社会法域出现了以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为内容的经济法。第四阶段即环境法阶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阶段，工业化和市场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使环境和资源问题日显突出，人类日益临近生态危机。于是，保护环境和生态被各国纳入了国家干预的政策目标体系，国家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与此相应，第三法域中增加了环境法这一新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掀起了环境立法的第一次高潮，不少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资源保护基本法{1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