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04年发表的题为《为一个更好世界的经济安全》的报告中，将各国的经济安全程度分为四个类别，96个国家中安全指数最高的是瑞典为0.977，领先群体都是欧洲国家，美国为 0.612居第25位，中国为0.356居第58位。ILO社会经济安全计划主任史丹丁表示，中国内地的发展速度太快，社会安全保护仍停留在初步阶段。以就业情况为例，大陆劳动力过剩程度是失业率所显示的两倍，国营企业中尤其严重，劳动力市场安全度低劣。ILO的报告还指出，中国的收入安全指数为0. 428，居第64位；工作保障指数为0.391，排名第75位{11}43。有学者认为，到2010年前，我国可能进入一个危机多发期，总体上看，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教育问题）、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这些领域极有可能发生较大的风险，最有可能出现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12}。
二、经济与社会断裂发生的过程及原因
经济与社会断裂的过程，从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来看，也就是弱势群体不断被甩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流体制的过程。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用“马拉松”比喻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1}1。过去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但无论是塔尖还是底层，始终都是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现在这种马拉松式的运作机制使得不断有人掉队，一旦掉队即被淘汰出局，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因此社会每前进一步，就有一部分人沦为贫困阶层，他们永远失去了参加马拉松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们被边缘化，成为体制外的人。这种“马拉松”式的现象在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例如，下岗对于已进入中年阶段且职业技能不高的劳动者来说，再难有上岗的机会，被甩出朝阳产业的就业队伍；“三农”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一直处于城市发展体制之外，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是中国发展的主流，而这种发展不仅没有缓解“三农”问题，反而使“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
经济与社会断裂的过程寓于我国20多年的改革过程。有人将我国的改革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的前10年，即1980年代，二是改革的后10年，即1990年代。在前一阶段，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原来共同贫穷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后一阶段，改革的受益群体逐步缩小为先富起来的精英群体，这一群体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垄断了社会资源，尤其是占有了原本应被中低收入群体获得的资源，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1}21。于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这样一种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就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1}24。
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经济与社会的断裂，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目标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目标体系中，都包括有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但各种目标的地位对于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来说，则不尽相同。我国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表明在国家政策目标体系中，政治目标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目标的地位则相对提升。作为发展中国家，这种政策目标选择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于是，“发展是硬道理”，当然地被理解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因而，在重视经济目标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目标的应有地位。这体现在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具体决策中，例如，重视招商引资而忽视保护劳动者权益；重视开发区建设而忽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生活保障，等等。
2、市场化的原因。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程度明显加快。市场机制虽然是实现经济资源高效配置的机制，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但也是一种有缺陷的机制。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即使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也有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完善、外部性、公共产品短缺、社会分配不公等市场机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这些缺陷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我国来说，其原因、表现和后果更为复杂。许多社会问题就是这种市场缺陷所致。例如，我国的“三农”本来就是弱者，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没有国家倾斜政策的支持，其弱势程度只可能更加严重；在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条件下，更多的经济资源必然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这就使东西部地区经济更加不平衡。
3、消费结构的原因。1990年代之前，特别是 1980年代之前，我国处于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阶段，即生活必需品消费在居民生活消费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而生活必需品多是农产品或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商品，因此，城乡经济虽然处于二元结构状态，但相互间还存在较强的资源循环，其相互依存度也较高。而自1990年代以来，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13}，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50%、60%下降到目前的30%、40%左右{14}5-6。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原有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格局随之发生变化。由于耐用消费品不是农民生产的，与农产品基本没有关系，同时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开放使得农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导致农产品需求不足。于是货币资本由城市流向农村的比重明显减小，而留在城市循环的比重相应加大，城市与农村的联系越来越少，城市对农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低。
4、国际竞争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实现其追赶型发展战略，必然努力使本国优先发展的部分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使其优先发展的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差距越来越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只可能是很小一部分，而这一小部分的优先发展必然以牺牲大部分的发展利益为代价。正因为如此，在某些地区和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公用事业却仍然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努力挤进世界500强，却不知道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在投资和信贷规模大幅度扩张的同时，消费需求的增长却仍然缓慢。
5、政治体制的原因。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的进程中，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在逐步提高，政府换届已成为一种常规。然而，在民主和法治还不完备的条件下，政府换届却显现出了一种政府行为短期化的弊端，即每届政府都更偏好在本届任期内能显示政绩的措施。而经济增长更能显示短期政绩，社会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在较长时期后才能显示实效。于是，把经济增长目标置于首位，把社会发展目标置于次要位置，就成了每届政府的当然选择。更有甚者，许多地方政府热心于形象工程和地方保护，而对教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社会保障、市场秩序、“三农”发展、环境保护等不愿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正因为如此，当人们为充斥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深受其害、愤慨难当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与打假者展开了“拉锯战”[1]；每年安全生产事故虽然时有发生，政府监管却仍然不得力[2]，事实上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而政府在事故发生之前重视的只是经济效益。正是由于民主选举、罢免、弹劾等政治制度的不完善甚至是缺位，我国的政绩考核体制是自上而下（上级对下级），而不是自下而上（民对官）的，这种考核评价机制是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