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著作权制度的批判不仅发生在它的起源国。美国的建国者们也意识到了著作权给社会公众带来的不便。在1813年给麦克弗森的信中，杰斐逊指出，“如果大自然使一样东西比所有其他东西都不易成为专有财产，那就是被称为思想的东西，……谁从我这里接受一个思想，他本人就获得教益，而不减少我的教益，就好比用我的蜡烛点燃了他的蜡烛，获得了光而不使我的光变暗。各种思想应该在地球上自由地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使人们共同获得道德教悔，并改善他们的条件，这仿佛是大自然特别充满爱心设计的……从本质上讲，发明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对象。”[10]如果要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杰斐逊也必然会得出否定著作权的结论。但是，杰斐逊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反知识产权主义者。他指出，“稳定的所有权是社会法（social law）的礼物，是晚近社会进步的产物。如果一个想法———个人头脑的即兴产物———能够作为自然权利被要求当作专有的和固定的财产，那才怪呢？”[10]598如果对比杰斐逊强调的社会法与自然权利这两个概念，就会发现，他反对的并不是知识产权本身，而是他人提议的知识产权的永久性。毕竟，在杰斐逊看来，一定的专有权利可以激励人们去开发那些产生实际效用的思想，“并不奇怪的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共和国而言，启蒙作品、以市民为中心的作品占据了大多数。”[11]
不仅在英美这样的版权传统国家伴随着著作权的批评声音，即使在坚持作者权为自然权利的法国，也存在着对著作权制度的不同认识。在那场意义深远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革命人士勒沙普利埃（Le Chapelier）就对著作权进行了质疑。当19世纪末西方列强要求晚清中国保护著作权时，官方的张百熙和民间的蔡元培都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置身文化教育界的民主革命志士蔡元培，对日本要求中国建立版权保护同盟的主张深表惊诧，并立即撰写《日人盟我版权》一文，阐发自己的反对意见。
20世纪之前，人们对著作权制度的批评要么是彻底否定这一制度的合理性，要么是否定它的自然权利性质，后者主要体现在否定一种永久的著作权制度。他们调用的话语要么是“反垄断”、“自由贸易”（麦考利、杰斐逊），要么是作者的道德优劣（卡姆登）。但实质上，他们都蕴含着公共教育和公共利益的前提，都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逻辑而展开。叶茨、卡姆登、麦考利、杰斐逊反对永久著作权，其目的都是避免书价的昂贵，以给公众阅读、增长见识提供顺畅的途径；张百熙、蔡元培反对版权本身，也是基于“开民智”的缘由。比较看来，这种对著作权制度的批评传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首先，公共利益是各种批评主张的共同支柱。无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著作权制度，作者都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与目的。应该说，他们更关心作品的持续生产，关心公众对作品的接触，关心公共教育的推进。其次，这一时期的批评者们侧重的是对著作权的批评，防止著作权带来的不足，而没有替代性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