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罪行极其严重”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最严重的罪行”相比，法文极其相似（这或许是新刑法如此修改的原因），但效果迥异：“最严重”是所有罪名中取其最重者，即“第一名”；而“极其严重”则是个模糊概念，除“第一名”外，还包括第二、第三等许多排名靠前的罪名。国外刑法若这样规定死刑条件，一般会辅之以其他限制，如《俄罗斯刑法》第59条规定：“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即从犯罪性质上限制。而我国死刑几乎可以适用于一切性质的犯罪，《刑法》中除“渎职罪”外，其余九章犯罪均设有死刑，可见适用面之宽。
二、关于死罪数量的立法技术：罪名变更，罪状重组
在分则中，从总体来看，新刑法本应尽量减少死罪数量，但其却利用立法技术“瞒天过海”：通过罪名变更、罪状重组，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通说认为新《刑法》共68个死罪，比旧《刑法》的77个死罪有所削减，不少学者亦以此为喜，却忽视了这背后的真相：旧《刑法》的77个死罪，55个被保留，7个被削减，其余15个则通过立法技术“改造”，浓缩为6个，同时新《刑法》又增设了7个死罪。这样，死罪数量表面减少了9个，实际并无任何减少。细述如下：
（一）削减7个死罪：（1）阴谋颠覆政府罪；（2）组织越狱罪；（3）惯窃罪；（4）投机倒把罪；（5）组织、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6）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7）流氓罪。这些死罪，或改变罪名，或分解、包含在其他罪之中，但都取消了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