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的私性化与准黑化
——从法官与律师的勾结说起
许章润
【关键词】公共权力；法官；律师
【全文】
一
近年来屡曝法官律师相互勾结、上下其手的丑闻，将司法腐败问题一再置于国人面前，导致司法公信力遽降，司法机构威信扫地。实际上，一些律师与法官之间互为钱袋子，早成行内的公开秘密。律师算计执业成本时，即同时包括悄然上贡法官的贿金和公然缴纳国家的税款两部分。这也是常常端上律师饭桌上的谈资，大家似乎都不太避讳，好像只要“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也就无需避讳。北京市西城法院院长郭生贵案发，媒体上即有所谓“大批律师出国暂避风头”的报道，实为全豹之一斑。[1]
在现代社会，于法官言，作为行走着的法律，其当奉守第三方执法原则，彰显司法的中立性；于律师言，基于当事人的利益参与诉讼，运用专业技能为当事人服务，拿钱消灾，立场鲜明。理论上来说，二者的角色定位清晰，并无太多不清不楚之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另一回事。就刻下中国而言，基此法官与律师的职业定位，法律上并不缺乏制度性区隔的规定，两方的行业规范亦且连篇累牍，信誓旦旦，但实情是双方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案件频发。立法居然在执法者这里无效，首先遭到执法者的狙击，不仅表明行业规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而且表明有关于此的法权安排，一如其他诸多制度设置，全然不敷当初的制度预期，为中国转型时段总体性的“有法不依”情势火上浇油。
其间头绪复杂，牵扯纷繁，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概而言之，首先，必需承认，律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上贡贿款最初可能迫于无奈。本来，司法过程是一个法律批发系统，应当具有可预测性。司法程序主义所提供的法律的可预测性，构成了现代法治形式理性的重要内涵，藉由向公民大众彰显法制的制度预期，表明司法的中立与公正，为判决的正当性提供形式理性依据。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司法的独立位格尚未获得现代性解决，第三方执法的现代司法格局有待最终形成，因而，虽制颁了成文立法，亦有各种关涉司法伦理的官方训谕和社团自律章程，裁判的随意性却依然相当严重，很多情形下全然不具可预测性。这便给了法官上下其手的机会，至少使得律师常常感到案子的胜负不取决于法律和事实，却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利益偏向。暗箱操作胜过明堂对垒，于是乎只好去“求法官”了。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渊源乎此。而法官有求有应，更是助长了弱势一方的挟持心态，最终法官反倒可能成为不良律师的人质，亦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