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上述突破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对地方而言，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其实施细则达到突破既有税法规则的目的。然而，上海、重庆在分别制定《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关于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这两个新办法的同时，均未废止既有的实施细则。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市的实施细则要比上海市的实施细则在时间上距离现在更近一些，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住房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注意到了立法技术的合理采用。该细则对房产税征税对象和范围作出了例外规定，强调了“国家和本市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例外规定巧妙地为其房产税改革试点在征税对象上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合法性注脚。遗憾的是，上海市的细则因形成于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因此并无类似规定。
地方税收立法权需要法律保障
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改革试点，虽然只针对部分个人住房，但在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减免、收入使用等方面则作出了不同规定，这种因地制宜的税制安排，反映出地方税收立法中不同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两地政府合理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本地房地产市场发展。
笔者认为，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房产税改革试点，已然构成税收立法权纵向分配的积极探索。长期以来，我国对地方是否享有税收立法权，享有哪些税收立法权缺乏完整、明确的制度规范。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配不是由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来决定，而是由国务院以行政决定的方式进行明确。这次试点中，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同意即为其中一例。地方政府因为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其调控当地经济的能力相应减弱，实践中往往越权减免税，擅自变更课税要素，或者以宽松的执法方式变相改变现有税法的规定，或者寻求其他途径以获得足够的收入，结果导致乱收费的蔓延。凡此种种，名义上的税收集权模式其实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笔者认为，一味坚持名义上的税收集权模式并不现实，对地方税而言，应当依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享有合理的财政自主权。当然，为防止出现地方保护，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和自由竞争秩序的形成，必须继续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制定一部符合国情的税收基本法，使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配和调整实现法定化，使税收立法程序与我国《立法法》有效衔接，使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受到税收基本法的保障和制约，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依照税收基本法的规定，分别行使针对地方税收立法的否决权和申诉权。
